文汇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您如何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

周振华：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的发展一直是以高于西方的标准来做的。去年中国实现了全部人口脱贫，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大成就。让14亿人进入现代化社会，要自觉地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本身无法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以后，比在工业化时代差距拉得更大。因为工业化时代，大机器生产，培育出了一批中层阶层，所以整个收入分配里的中位数收入份额趋于扩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份额则趋于缩小。而进入后工业化以后，中位数份额趋于缩小，高收入和低收入两头的份额趋于增大，导致差距更大。而且这种情况在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的表现更加明显，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一方面是全球城市中产生了一批高收入的白领经理，但另一方面为这些高端人才配套的服务人员，包括工作中和生活上配套的人员比重约为1:7至1:8，所以还有相当一批是低收入职业人群，如前台、文书、保洁、保安、配送等等。因此,现代化并不能自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但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恰恰是要防止两极分化。另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步，人和自然需要和谐共生，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物质极大丰富，但也出现了很多文化沙漠、精神暴力，如自杀率很高、黑社会等等。老牌资本主义通过暴力、牺牲其他国家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而中国式的现代化不可能走他们的老路，必须是在和平发展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种新的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文汇报：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核心是“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这会带来哪些变化？

周振华：这个问题换成当下不少企业家的困惑就是：新发展格局到底是抑制出口，还是有利于促进出口？其实经济学上，特别新国际贸易理论代表性人物克鲁格曼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叫“本地市场效应”或者叫“本土市场效应”。就是讲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只要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大的国家，一定比国内市场小的国家有更多的进出口。其中的理由就是国内市场越大，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并带来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我发现其实克鲁格曼这个观点还可以拓展，除了做大本地的市场形成规模经济以外，它还有两个效应。一个是有利于创新。特别对中国来说，大家可以感觉到，国内市场越大，应用型创新的运用场景就越丰富、越完善。比如，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中国比西方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原因在于场景。我们的应用场景比它们多，意味着我们所收集的大数据就比它们多。比如说医疗器械，在美国一家医院一台和磁共振一天也就做个三十个检查，中国一台核磁共振一天要做几百人。收集的数据就不一样，场景就不一样。无人驾驶为什么中国的场景也比人家好？因为中国人多，道路多，面临的情况复杂，所以一个国内市场真正做大以后，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创新场景就会更多，因而也就越利于创新。还有一个效应，国内市场大了以后，规模效应出来了，创新的场景也很丰富，这会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所以中国今后不是靠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而是靠做大做好国内市场来吸引外资，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一定会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哪怕劳动力成本高一点。所以2008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的布点区位选择当中最为关心的因素已经变了。原来选择区位的第一位标准是成本，现在第一位的是潜在市场规模，第二位看产业配套能力，成本因素降为第三位。这种情况下，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个人理解本质上就是要把中国真正的大市场做出来，然后在这个上面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创新竞争的优势，吸引外资的优势，用这种新的比较优势来替代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些新比较优势能够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文汇报：上海如何利用好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创新效应？

周振华：上海的比较优势在于，国内金融要素市场非常完整，所有的资本市场品种从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保险市场等等都有，交投活跃。这点对于境内外投资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把内需体系建立起来，使潜在需求真正释放出来

文汇报：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发力的主要是投资与出口，而增强内需的关键是消费，如何挖掘消费潜力？上海如何用自身优势助力内需体系建设？

周振华：新发展格局不会自动生成，是需要构建的。怎么想办法把我们的内需体系建立起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空间在经济学上一直是有争论的，比较乐观认为还能够保持8-10年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内需没有给它刺激、释放出来。比如我们如果往深度城市化走，会释放多少的需求，会释放多少的投资？比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社会资本之所以没有大量流向农村、农业，关键在于市场分割。如果把这个市场分割消除的话，一定是会有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对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其所焕发出来的需求是非常巨大。其他的如康养需求、教育培训（包括老年人的教育培养需求），还有各种各样的智能化（城市智能化、个人智能化）方面的需求，财富管理、财务管理的需求。银行理财产品就是财富管理，居民手里面除了现金存款，还有房产，还有一些奢侈品或者是古玩之类的置换，这些都是财富。财富怎么管理？这里面的需求也很大。所以真正要梳理一下的话，中国的潜在的需求，甚至已经很明显表现出来的现实需求都非常大，但是并没有真正地释放出来。所以在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并提出了相应的系列举措。上海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承担关键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党中央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我个人体会，真正的引领是指方向，这就要求找准方向，要有战略眼光来进行探索，一定要精准。其次，引领是更多的探索，没有什么现成模式可参照，所以要进行重大创新，而不是一般的创造。因此，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很高的。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关键之举

文汇报：《全球城市发展报告2020》的主题为“全球化战略空间”，记得您在2019年首次发布全球城市发展报告时指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在“双循环”背景下，您认为上海如何强化城市功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周振华：我认为上海应对的基本对策有四个。第一，往上要高端突破。新片区要创新、高端化发展。第二，往下要夯实基础。随着上海往高端突破，人才储备、技术储备，管理能力的储备、基础设施的储备都会随之产生新需求，需要牢牢夯实基础。第三，往内要加强整合。进一步加强新片区、示范区及新增长点之间的联系。目前上海已把五个新城建设作为十四五重点发展考虑对象，五个新城建设尤其是要构建交通连接和产业连接。另外，老工业基地转型也需要整体综合考虑。最后，往外要疏解非核心功能。整个上海市域空间是有限的，功能不断叠加，定会产生空间拥挤。所以任何一个全球城市，它的功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原来一些非核心功能就要往外疏解。最明显的纽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两三百家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但到了90年代，只有100多家，现在只有六七十家，都疏解到纽约周边的“边缘”城镇，纽约的这一经验对上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汇报：在全球城市发展趋势中，数字化正成为重点方向。比如纽约市多年前能实现每棵行道树进行数字编码，新加坡则实现了整个城市的数字化建模。上海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和优势在哪里？

周振华：的确，当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据和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化重新定义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数字化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资源配置机制、基础设施和居民统一在一个相互依存且高效的网络中。数字化既是增强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的关键路径，也为城市的多样性、互联互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城市能级、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关键之举。同时，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于上海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十分重要，在打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中发挥引领性、功能性作用。上海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信息港建设，并把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放在重要地位。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在信息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化、流程数字化等方面都已打下良好基础，特别在政务服务的“一网通办”、“一网通管”等方面取得成效和经验，对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有重大借鉴意义。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集聚了大量全球、国内的各类机构（公司），不仅是信息主要生源地，也是信息大量汇聚和流转地。同时，也是大量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技术广泛运用的最佳场所，并有良好的场景应用条件和人力资源支撑。这些都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优势。对城市发展而言，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布局、治理体系到制度体系的整体变革。显面易见，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但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才能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领域、各方面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些技术。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点在于以人为本的创新。也就是，借助数字技术赋力于人、赋能于社会，将人的创造力、由信息衍生的智慧与结合万物和流程的连接性这三大关键价值驱动因素汇集起来，改变城市运作模式、产业运营模式和机构业务模式，从而创造商业与社会价值。

（周振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