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推进所谓对华战略竞争，美国越发注重“拉帮结伙”，力图构建具有议题导向特征的多边阵营，打造更为灵活、相互嵌套的盟伴体系。尤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拼凑、充实各类“小多边”（minilateral）机制，如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以及美日澳、美日韩等三边协作。

日本在这些“小多边”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极为关键，这一角色也基于日本自身安保战略的重大调整。随着日本军费开支将从全球第九升至全球第三，且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不断深化，美国希望促使日本在其主导的亚太盟伴体系中扮演“共同警长”的角色。

无疑，这一态势将会深刻影响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

作为“小多边”关键的日本

拜登政府宣扬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指责中国在印太搞“胁迫侵犯”，寻求建立“势力范围”，由此持续深化美国的“印太战略”，力图在这一地区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

美国尤为注重借助多样、灵活的“小多边”机制，促进美国的条约盟国与安全伙伴之间力量的深度融合，谋取对华所谓的“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对此，日本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相关战略举措的“影子驱动者”。

首先，拜登政府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视为推进“印太战略”的核心平台，并将其升格为元首和首脑级别的安排。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源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7年前后提出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其目标之一即是通过美日印澳四个国家的紧密合作，强化对中国崛起的共同应对。不过，由于当年澳大利亚和印度担心这一做法会过度刺激中国，安倍晋三的盘算并未成功，四边机制一直不温不火。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随着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头号对手”，该机制也“重获生机”，这令日本方面颇为振奋。

迄今，美日印澳机制已举办多次领导人峰会，四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日益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四方围绕海上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议题设立了专门工作组，在部长级和司局级层面展开频繁磋商。

美日印澳自诩“海洋民主国家”，大力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近年来多次在孟加拉湾、菲律宾海等区域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派出航空母舰、直升机母舰等大型舰艇参演。四国还推动实施“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IPMDA）计划，力图在东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等多个区域提升海上安全情报搜集能力，深化海警和海上执法合作。这些举措不乏针对中国的意味。

其次，拜登政府将推动美日韩三边关系作为“印太战略”的主要着力点，并大力促进日本与韩国的“历史性和解”。在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其列出的十项行动计划之一。

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围绕慰安妇问题、领土争端等龃龉不断。近年来，在拜登政府的大力劝导下，两国逐渐缓和紧张关系，以共同应对朝鲜核导、中国军事现代化等构成的所谓“威胁”。3月1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讲话，希望与日本共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放弃历史恩怨，成为“拥有共同普世价值观的合作伙伴”。5月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访韩国，与尹锡悦就“加速”双边关系发展展开会谈。而据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透露，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日本和韩国举行了40多次的三边会议，其中包括外交、国家安全、军事、情报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三边磋商，以及三国领导人峰会。

美日韩还同意建立三边经济安全对话机制，针对加强对华出口管制、重塑供应链等议题深化协调。美日韩三边军事演习也在中断多年后得以重启，涉及反潜、反导、两栖作战等实战性科目。4月初，美日韩三方在韩国济州岛以南公海为期两天的反潜联演落幕，这是韩国尹锡悦政府执政以来，三国第四次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公海实施联合演习。这些动作看似剑指朝鲜“核导威胁”，但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愈发突出。

未来，美国或通过加大美日韩三边互动，优先实现三方军事情报共享，将其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与在日本部署的海基“宙斯盾”系统、陆基“爱国者”系统加以整合，构建美国主导的区域反导体系。

此外，美日澳三边关系也在实质性增强，美国亚太盟伴体系的“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日益紧密相连。近年来，在美国大力支持下，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关系显著强化，两国首脑发布新的《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双方多次举行外长和防长参加的“2+2”磋商，并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等军事协议。2022年10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三国防长举行会议，对中国妄加指责，提出要大力加强美日澳三边防务关系。美澳邀请日本在澳派驻军事力量，日本则考虑将从美国购置的F-35战机等先进武器部署在澳大利亚。美日澳在网络战、太空安全等领域的协作也在不断增强。

美国还希望借美日澳三边关系推进其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布局，如美日澳联手提升菲律宾的安全能力，通过美日澳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削弱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近期，美国与菲律宾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和澳大利亚方面都派员参加。这次演习的很多科目值得玩味，比如在南海区域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HIMARS）和F-35B战机等打击海上目标。据悉，美国、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考虑未来在南海地区展开联合巡航行动，其对华示强意味昭然若揭。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等美国战略界人士提出，日本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在第六代空战能力、无人水下航行器、水下战争传感器网络等方面拥有广阔合作前景，应支持日本正式参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使其演进为“吉奥库斯”（JAUKUS）。

日本安保政策的大调整

近年来，美国不断散布“大陆2027年前攻台”等不实论调，挑动地区安全紧张，一些美国鹰派人士甚至试图用一场台海战争提前终结中国的崛起。即便拜登政府高官近期在公共场合的发言中有意淡化“台海战争”的可能性，但美国军方仍在加紧围绕中美“热战”推进相关准备。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大力推动美日同盟的“现代化”，增强美日同盟在安全上的进攻性。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迈克·麦考尔（Michael McCaul）等人甚至提出，要推动日本对台湾地区展开军售，支持日台实质性深化安全关系。

日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不少消极动向，前首相安倍晋三曾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的谬论。今年1月，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围绕“中国大陆在2026年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设想情景，组织了为期四天的兵棋推演，多位日本自卫队前高级军官参加。岸田政府虽然坚持称日本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有改变，但却宣扬“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论调，企图借助乌克兰危机推进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调整，谋求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正常化”，打造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安全塑造者的新角色。

亚太“小多边”机制为美日实现相关政策目标提供了舞台，也有助于降低日本军事政策转型的敏感性。今年1月，岸田文雄访美并与美方发表联合声明，诬称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将围绕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加强合作。

应该看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布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范围，力图成为其他亚太国家的“安全赋能者”。去年6月，岸田文雄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岸田和平愿景”，强调要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深化日美同盟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如同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将两者同步推动”。同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文件，宣布在未来5年投入约3200亿美元加大军力建设，其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1%提升至2%。

首先，日本要深化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加快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日美正共同完善西南诸岛防卫，日本将从美国大量购置“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武器。双方还在调整军力部署态势，包括于2025年前在冲绳设立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最高将领詹姆斯·比尔曼中将（James Bierman）称，美国及其亚洲盟友“正为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比如台海冲突）做准备”，美国和日本的武装力量正迅速整合各自的指挥结构，并扩大联合作战规模。此外，双方还将共同防御条约的条款延伸到太空等作战域。

其次，日本试图通过设立“海外安全援助计划”（OSA），强化其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影响力。过去几十年，日本主要通过“海外发展援助计划”（ODA）扩展与相关国家的接触，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近期，岸田政府正式推出“海外安全援助计划”，这标志着日本外交角色的重大转变。日本外务省4月5日发表的声明称，新的海外安全援助计划致力于“提升理念相同国家的安全和威慑能力，以防止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创造对日本有利的安全环境”。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斐济等将成为这一计划的首批受援国，获得来自日本的雷达、卫星通讯系统等，以加强其海域和空域的安全感知能力。考虑到美国正与菲律宾等国深化安全合作，日本的“海外安全援助计划”势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军事霸权地位提供重要助力。

再者，日本着力深化与北约（NATO）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军事安全关系。近年来，美国主导的北约注重向亚太地区延伸其影响力，集中体现了拜登政府促进“印太—欧洲”跨区域联动的战略取向。2022年6月，北约组织峰会首次邀请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作为观察员出席。今年2月，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访问日本，并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在网络安全、太空、国防等领域的伙伴关系。日本还计划在北约正式开设独立代表处，而北约也将在东京设立它在亚太的第一个联络处。此外，日本已经与澳大利亚、英国签署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惠准入协定》，还在与法国、德国围绕类似协定进行谈判。这些国家也希望借由日本在“印太”地区扩大其安全力量的存在，与美国主导的盟伴体系进行更紧密的对接。

鉴于上述日本在安全方面的诸多政策举措，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称赞说，岸田首相帮助拜登总统将印太地区和跨大西洋地区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战略区，日本为打造跨大洲的联盟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兼职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