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21世纪的全球大趋势。联合国预测数据表明，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为25.9\%，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为12.1\%。虽然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目前仅为5.7\%，但是也将迅速赶超上来[除非专门注释，本文使用的人口预测数均引自联合国（UN，2015）]。作为一个处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国家，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并不置身事外，但是也有三个特点：其一，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其二，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其三，未富先老的独特表现。

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这是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状况与趋势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要么是正面的，要么是负面的。经济学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尝试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予以理论化。下面，我们根据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具有紧密相关性这两个原则，简述三个重要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分别揭示在相继发生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与之重叠的人口转变阶段上，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制约。

贫困陷阱理论描述的是一种人口增长过度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不发达状况。作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学者，马尔萨斯（Malthus，1996）假设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生产仅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最终只能依靠饥馑、战争、疾病或政策干预等方式抑制人口增长。基于这一马尔萨斯传统，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不发达状况看作一种恶性循环或贫困陷阱。在人口增长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增长的情况下，生产率、产出和收入都十分低下，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足以保障全部人口在最低生存水平以上的生计，也不足以支撑简单再生产必要水平的储蓄。因此，这种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导致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状况（Bass，2009）。

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产生人口红利（Bloom et al.，2003）。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更快增长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这对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因而形成更高的GDP潜在增长率（Cai，2016，第 4章）。作为这一理论的一种补充，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把现代经济部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Lewis，1954）。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劳动年龄人口更快增长的结果，并且这一特征很好地刻画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因此，这两种理论假说在解释后起国家的赶超潜力时具有相互补充的意义。

长期停滞理论指出，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凯恩斯（Keynes，1978）虽然承认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度增长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但他同时警告，停滞的人口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灾难性后果。遵循相同的思想脉络，汉森（Hansen，2004）最早使用“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用语表述停滞的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萨默斯（Summers，2016，2018）指出，至少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就陷入长期停滞，表现为低长期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

长期停滞既是供给侧现象也是需求侧现象。虽然萨默斯把长期停滞归咎为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需求不足问题（Summers，2018），但是，他和合作者概括的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渠道，实际上指出了长期停滞问题的原因，从本源上就是供给侧问题（Eggertsson et al.，2019）。根据理论预期和现实经验，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两个事实。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这些因素共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第二，总人口的减少降低投资意愿和消费倾向，导致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供给侧冲击主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不可逆转地下降，总人口减少造成的需求侧冲击很可能会造成经常出现增长缺口，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能力的情形。

在过去40余年经历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先后跨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目前正在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减速的供给侧挑战。由于总人口预计在不久后达到峰值，中国必须做好应对需求侧冲击的准备。本文将从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开始，进而考察这两个转折点如何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后讨论政策含义并提出改革建议。

     中国的老龄化：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

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主要原因。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经历迅速和大幅度下降之后，自1992年以来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的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7.4岁，6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21.1岁，都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除了遵循一般路径之外，中国的老龄化过程还有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与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组别相比，中国的老龄化进程都是最快的。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5—205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这个比重的世界平均提高速度为1.5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9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9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44\%。

其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预计将从2020年的18.1\%显著降低到2055年的13.2\%，同期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仅仅从23.4\%降低到22.6\%，使得中国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最后，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排位远远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0262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3.5\%，但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在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7.5\%，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12.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4.1\%。这一特征将长期保持不变。2035年，中国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届时，按照2019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预计达到中位预测的21730美元或高位预测的22999美元（李雪松等，2020），均大幅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4540美元）。

人口老龄化过程并非波澜不惊，而是按照必然性先后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每一次都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中国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于2010年发生，以15—59岁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该组人口总量在2010—2020年间减少2349万。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的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在2020—2030年间发生，以总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图1展示了中国人口两个转折点的到达年份。从中可见，联合国分别于2015年和2019年对中国人口进行的预测中，对总人口峰值的预测有差别，其中2019年的预测由于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过于乐观，预测的人口峰值时间延迟到2030年。然而，如果把联合国的预测数与中国人口迄今为止的实际数相比，我们或许应该立足于一个更早到来的人口峰值。

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期间，即2010年到2025—2030年期间，中国同时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过渡。这期间，不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经济增长也将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严峻挑战。正如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关于“门槛效应”的假说建议的那样（蔡昉，2019），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为关键，其间的发展具有不进则退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