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把伴随着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出现的人口特征变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我们曾经估算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潜在增长率（Cai and Lu，2013），估计结果可以十分贴切地叙述人口红利从出现到消失、经济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全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阐释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如何通过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变化，从供给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蔡昉，2016）。总的结论是，正如老龄化本身不可逆转一样，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也终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供给侧冲击，也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挑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具有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因而主要由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传统产业比较优势弱化，无论是从理论预期，还是从国际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我们都应该对造成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的两种现象有所警惕。

第一是部门内的资源配置僵化现象。传统比较优势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改善生产率保持竞争力。但是，最终的结果需要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决定。这时，许多竞争力不够的企业便以稳定就业为借口寻求政府保护，还有一些企业也努力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期冀可以免于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其结果便是大量低效率企业得以生存，甚至滋生数量和规模皆可观的“僵尸企业”，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被压低。

第二是部门间的资源配置“逆库兹涅茨化”(库兹涅茨指出，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结构变化，遵循的是生产率提高原则。因此，与这个原则相背离的资源配置，可以被称为“逆库兹涅茨化”)。比较优势下降对于部门来说，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萎缩。具体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产生制造业竞争力被削弱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8年的29.4\%。制造业增长的相对滞后则意味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该部门向服务业的转移。由于中国的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生产率不仅远高于农业，也显著高于服务业，因此，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是违背生产率提高原则的。

在转向关于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将如何从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关系。把估计的潜在增长率与同一期间的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并观察两者差异导致的产出缺口（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减得出的百分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口转折点如何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的认识（表1）。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实际增长率总体上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把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进行逐年比较的话（参见图2，其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的百分点之和即为实际GDP增长率），可以发现，2010年之前的产出缺口，无论是正缺口还是负缺口，均显著大于2011年之后的情形。由此可以观察到两个现象。其一，2010年之前较大的产出缺口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大波动的结果。其二，经济增长减速后并没有发生显著的需求侧冲击现象。不过，随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的临近和到来，后一种情况即将发生变化。虽然第二个人口转折点也会造成供给侧冲击，即像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一样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一次冲击将更突出地表现在需求侧。正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需求因素将经历长期的弱化趋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

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中国尚未到达其人口峰值，前述潜在风险终究只是一种假设的情景。不过，除了理论上符合逻辑的论证之外，人口因素对需求的“三驾马车”，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影响已经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观察。正如图2所示，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与表现为各需求因素贡献率加总的实际增长率严格吻合，就意味着需求因素的预期下降已经实际发生。

人口因素对供给侧增长潜力的影响，也会转化为对需求侧的冲击。首先，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必然相应地削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企业扩大生产活动的意愿。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会加速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转移，并相应降低出口增长率。最后，整体经济从而就业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减速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在此之外，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的人口增长趋缓状况以及即将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可能会以三种效应减少消费数量、降低消费倾向。第一是人口规模效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更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消费增长减速，而人口规模的负增长也就等同于消费者数量的减少。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人消费较少以及就业人群缴纳社保负担重，将从宏观层面降低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被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却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并且还常常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这必然加剧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趋势[蔡昉和王美艳（2021）利用201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数据，对这三种效应，特别是年龄结构效应进行了经验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以上分析说明，一个国家在经过老龄化过程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中国已经跨过了这个转折点，也经历了潜在增长率以及实际增长率的持续下行。接下来，一个国家终究要经过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负增长将产生削弱各种需求因素的效果，可能造成总需求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实现其潜力的情形，形成经常性的负产出缺口。中国尚未到达这个转折点，但是，已经经历过两个转折点的国家如日本，可以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图3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GDP增长和产出缺口，集中揭示了日本经济遭遇从人口红利消失到减速、从供给侧冲击到需求侧冲击的全过程。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其第一个人口转折点。面对供给侧冲击，日本经济未能良好应对，其第一个“失去的十年”突出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甚至是负的（理查德·达舍等，2017，图2）。日本于2009年到达人口峰值并于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同步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当年的GDP增长率为-5.4\%。而且，在日本经济减速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潜在增长率逐年降低，实际增长率也经常不能达到增长潜力，出现负产出缺口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