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位于拥有“东方蓝宝石”美誉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金伟良摄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参加由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和石油观察联合主办的“第三届CEW中国能源周”时表示，上海有条件建成全球第六个国际化的油气交易中心。以下为黄奇帆现场发言实录：

应傅成玉同志邀请参加第三届CEW中国能源周，能源周由石油观察智库和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及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三家主办，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协办，我首先表示祝贺。

能源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首先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商品，决定着整个国家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同时它也是国家要素市场一个重要方面。今年疫情下，中央就能源相关联的问题有两个主要的举措。一个是4月9日中央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中国要素市场的建设是有决定性、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个，5月份党中央推出了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支持的格局这样一个战略。我认为这两个战略对我们下一步中国的能源发展、能源要素市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今天的发言首先就要素市场的建设，对中央文件的理解和国内经济“内循环”、“双循环”的理解做一些沟通。然后再对能源相关联的内容提六点建议。

4月9日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建设这个文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采取的具有历史性、战略性、标志性的措施的文件。中央在这个文件中推出了一批具有资源优化配置的措施，这些要素市场的措施到位的话，实际上会使整个中国每年不需要多少投入就可以产生上万亿改革红利。第三个它也是中央在新的阶段，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的目标宣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文件。所以这个文件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

具体来讲，这个文件有三个层次的意义。

一是中央提出了更高标准的建设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市场经济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商品市场体系，第二个是要素市场体系。就商品市场体系来说，我们国家在1980年之前可以说中国的97%的商品都是国家定价、国家配置的，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为主的体系，基本没有市场经济的体系，那个时候是计划定价。时至今日，中国的商品市场可以说比较彻底的市场化，各种各样的商品97%以上都由市场定价，遵循市场竞争，遵循市场供求，遵循市场定价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要素市场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市场化的体制，我们知道千千万万种商品背后支撑的基础就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并不是有几千几万种，要素市场的要素也就是十七八种，但是这十七八种的要素就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体系，是一个后盾。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国家应该说在要素市场方面存在四个薄弱环节。第一个就是要素基本上还没有以市场来配置。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服务为辅的一个结构，但要素市场目前还是政府配置为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流通流转流动性不顺畅，部门之间有障碍，地区之间也有障碍。第三个就是价格，基本上由政府在定。第四个就是要素市场的发展还不足。即使中国的股票市场发育了30年，也不能说现在股票市场发育充分了，最起码中国的股市现在还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我们这20年GDP翻了三番，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好的时候股市也不见得涨，还跌。我们有时候不顺股市会奇怪的上去，所以这里面市场化发育还没有到位。这是四个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中央文件说了要把要素市场的发育畅通市场化配置，作为下一步要素市场改革的重要环节。

第二，要素市场的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必然的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性的改革，是一种结构性的、体制机制性的改革，是在源头方面、要素供给方面进行的改革。要素供给包括制度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税费、各种各样的制度成本、制度管理的费用。第二个就是要素市场的各种要素，包括劳动力供给、企业的供给，还包括各种创新模式的供给。这个方面的供给一旦上去了，那就是国民经济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平时讲需求侧调控，一辆车开一千公里必须调节，必须不停地左一下右一下的调控，所以宏观调控、需求侧调控永远不要说过时，永远不要说不需要，没有这个调控，汽车达不到目标。但即使你开了一千公里，不断的调控，调控完了汽车不会变，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修改汽车的动力，修改汽车的发动机，所以供给侧改革是长周期的、制度性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过去五六年“三去一降一补”，是在供给结构中供给侧角度讲供给过剩的东西，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个事做到目前取得一定的成就，基本平衡之后，我们要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素供给不到位，所以中央这会儿把要素市场改革作为供给提出来，实际上有巨大的深刻的意义。要素市场改革我刚才说是制度性的、基础性的，因为是制度性、基础性，一定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优化配置，产生增量红利。中央文件中举例，比如土地要素市场改革说了三件事，非常具体的三个事。第一个就是城乡之间集体用地和城市国有土地，拍卖的时候同股同权同价。什么意思？原来农村的土地征用了作为城市发展需要，征的过程50万一亩或者100万一亩征过来，但是征过来之后作为国有提出拍卖，多余钱和差额的钱当然是城市建设所用。从上海开始的土地批租然后推向全国，这30年时间全国土地批租48万亿人民币，意思是房产商拿了48万亿给了政府，政府拿了这48万亿当然是几百个城市修路修桥，修基础设施，中国城市经过这30年变得漂漂亮亮，波澜壮阔的基础设施，大家都觉得这个设施先进，那是这48万亿堆积出来，这是中国1990年以来土地改革的重要基础。现在城市建设基本差不多了或者说大规模建设的高潮过了，但修修补补、局部调整还是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城市怎么样反哺农村，凭什么把农村的土地拿过来，所以中央这次修改了《土地法》，今年1月1日《土地法》确认土地不需要政府征用，作为集体用地用不着转成国有土地才能拍卖。法律这样规定之后，今年4月9日文件关于土地要素市场要打破流转的障碍，管你是集体建设还是国有的，可以同股同权一起拍卖。我们国家现在每年差不多有200万亩农村的集体用地进入城市进行拍卖。国家这几十年有一个规定，任何地方政府征用农地，项目如果合理，国家批准了，你今年征了一万亩，今后三五年要在这个地区复垦一万亩出来，最后从历史长河来说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总的耕地减少等于0。对于上海来说如果征了一万亩农村的耕地，要叫上海再造一万亩，上海是做不到的。既然做不到，那就别征用。如果要征用，你又做不到，局长五年以后没有做到要撤职。没有什么局长会为了城市的事业冒着自己下台的危险，所以基本上沿海大城市土地越涨越贵，征不了地，供应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的都是城市改造、拆迁出来的土地。征来的土地5000万，卖7000万，房子造好了自然就变成5万、8万、10万，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这次中央做了改革，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可以跨省市交易。西部地区如果农村中把一些原来的乡镇企业或者是拆迁掉的学校、进城农民的旧房子复垦，他再去造一万亩，如果没有这个需求就把这个指标交易给上海，如果上海要用一万亩给他们50亿，他们拿了50亿也解决了问题，上海也不需要复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说过指标都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资源优化配置最后达到最合理的使用，如果完全政府管控，而不是市场化放开，最后这个市场化管理会形而上学，会刻舟求剑，很成问题。要素市场只要一旦启动，改革成功，都会对国家一年产生一万亿两万亿的好处。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一年差不多可以形成6千亿，一年加起来1万6千亿，30年就是50万亿，50万亿如果给了农民，农民就增加的收入。同样我们的能源要素市场一旦改革到位，也会起到这样的春风化雨、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

要素市场改革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城市和城市、国家和国家竞争的核心动力的问题。任何一个要素市场都有五种功能，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石油要素市场。第一个当然有着公平公正，形成市场次序的功能。第二也会对这个要素产生要素定价的功能，发现价格的功能。第三会使得这个要素在全世界、全国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第四由于要素市场要么不交易，一旦交易就是一千亿一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市场，像股票市场一年有几百万亿的交易规模，它一定会变成一个有关这个要素资金的中心区域。第五个要素市场也会集聚大量的参与者，不管是供方需方、中间者，还是律师、会计师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会形成人才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等等。

某种意义上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的竞争，核心表现力在要素的竞争。我们要素市场如果很贫瘠，我们国家哪怕GDP是老二，以后变成老大，我们的国力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不够大。美国之所以对世界的影响大，除了他的军事力量、货币力量，以及高科技，其实美国的要素市场影响全世界，美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为全世界定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用了全世界最多的石油天然气，每年进口70%以上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在亚洲地区我们也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地区，居然我们亚洲的能源，天然气、石油消费的期货中心、交易中心、要素市场中心不在中国，甚至也不在香港，而在新加坡。现在世界石油天然气的要素市场，两个在美国，一个在纽约，一个在芝加哥，欧洲占了两个，还有一个是新加坡，新加坡是2008年做的。在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个方面有问题或者没有到位。

基于这三条，中央推动要素市场发展和这三件事有关。第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础性环节。第二个是对国民经济发展通过要素市场建设能够产生每年几万亿红利的环节，有红利，是聚才性、生财性的改革，资源优化配置的改革。第三个是国际间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今天开中国能源周，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管它是现货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都应该把它发展好，应该成为我们今后5年、10年的目标。如果新加坡从无到有，从2008年开始干到现在变成亚洲中心，我们现在已经干了5年、10年，如果再到2030年没有干起来，我们都是无能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落实中央的文件精神，把这件事做好十分重要。

第二个说一下现在的“内循环”、“双循环”的问题。我们正面临着疫情，又面临着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搞孤立主义、搞逆全球化、搞各类贸易保护，对中国进行打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这几个月中应该说比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激烈的推动各种撤资、甩锅、脱钩的论点，并采取了一系列实证性的脱钩措施。现在如果把他的脱钩状态、各种各样的脱钩观点归纳一下，大体上有十个方面。一个是贸易脱钩，二是资本市场脱钩，三是金融脱钩，四是投资脱钩，五是技术上的脱钩，六是互联网脱钩，七是swift脱钩，八是教育脱钩，九是美元和人民币、港币脱钩，十是动用长臂管辖的原则用美国的国内法替代国际法，对中国企业进行打压。尽管这些脱钩还没有真正发生，有的只是政客们的说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言论的背后还是有一系列实质性的动作。比如说技术脱钩，尽管没有说美国所有的专利和中国各种各样的技术全面脱钩，但是至少在中信、华为，很多研究所上黑名单的事情上已经发生；尽管一些金融脱钩或者资本市场脱钩还没有真正发生，但是美国的确有一批议员在启动对中国两百多个上市公司、中概股考虑搞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当然是对两百多个上市公司的“紧身衣”，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在美国合法上市的，没有理由叫他们退市。但是如果新的“紧身衣”方案一旦通过，你就变成非法，也就是说这些行动尽管还没有到位，但的确已经有重要的迹象。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老人家当年的说法“在战略上藐视他，在战术上要重视他”，按照中央应对贸易摩擦的四个原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抓住关键，克服短板。对中国国民经济存在的薄弱环节努力地化解消除。《孙子兵法》说要取胜，先为不可胜，而后可胜。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打败对手。在这方面，我相信我们国家一定能够在美国脱钩论、撤资论面前最后取胜。因为这个世界的竞争其实是几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商品市场的竞争，技术是核心，你有没有核心竞争力。二是资本是基本面，你有没有巨大的跨国资本，你的财力怎么样。三是市场是一切的基础，市场是各种企业的王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占有市场这个王牌，我们也有一定的资本，也有一定的技术，相比之下我们主要是资本、技术弱了一点。美国有关键技术，也有资本，但是市场短缺。在这个意义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市场很小的国家，又缺技术和资本，美国人要绞杀很容易。但是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这要绞杀中国丢了中国市场就丢了自己的老命，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法。比如说美国在中国30年投资的企业一共一万多个，总的30多年投了5千亿美元，形成了7千亿美元的销售值，利润500亿。如果真的脱钩，当然中国立马就少了7千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市场。5万亿人民币差不多200万人的产值，200万人失业；也会形成1.5万亿的GDP，GDP在我们100万亿中减掉1.5，我们是有损失，具体的一个地方会受冲击。就像宏观上，我们一季度因为疫情经济负增长1.5，但是我们又缓过来了，所以我们有回旋余地，会有解决的能力。对我们会带来冲击，但不会致命。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企业一旦撤资，7千亿美元、5万亿人民币市场的丢掉，不可能在美国复制7千亿，也不可能在欧洲、北美、非洲复制，这7千亿是中国市场可以包容的。所以丢了这些利润，这些企业就关门了。美国通用汽车和上海合作，如果真的撤资，立马从全球最大的汽车商变成二流，永远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再复制出300万辆的年销量，所以企业家的“皇上”，美国跨国公司的“国王”绝不是特朗普，是市场，他们是听市场，听资源优化配置效益的，是听股东会，董事会，决不会听几年就会下台的总统。这是未来的前景，政客们主观唯心主义会对经济会有几年的干扰，但决不会影响全球化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中央非常睿智的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的战略，我相信这个战略会成为今后5年、10年，直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今后还会继续推行。因为当今世界凡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以“内循环”为主。我们不去说美国一百年，就从1980年开始算到今天40年，这40年美国的GDP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在美国GDP的20%左右，去年美国进出口贸易4万5千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是美国21点几万亿的20%。讲这个话的意思，美国是世界上很开放的国家，但是他始终“内循环”为主，是以国内雄厚的市场空间吸引着天下的企业，天下的各个国家围着他转，他也引领着世界。欧洲也一样，欧共体基本上也是24、25%。有人算过说德国、法国现在的外向度都在70%，以此证明中国50、60%的外向度也不高。这里面有一个观点上的错位。如果你去看90年以前的德国、法国，每个国家单独算外向度都在20%左右，现在算都在百分之六七十，为什么？申根协议。整个欧共体是零关税，欧洲各国相当于中国的这些省，是一个国内的循环，如果上海的产品到各个省或者是各个省的产品到上海算上海的进出口，那么这个外向度达到百分之七八十都有。日本在50-80年代，他在发展的时候，在振兴过程的30年，外向度接近60%，但是80年代之后开始收缩，现在日本的外向度是27%。这个话的意思“内循环”为主是强国特征，而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发展或者小国家在发展的时候，外向度会很高。我们国家外向度最高的时候是2006年达到64%，1980年我们10%，那时候我们是计划经济封闭的时候，经过改革开放30年到06年我们到了64%。现在我们是多少？实际上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新常态以后，我们已经转到“内循环”，我们去年4.6万亿美元进出口，人民币是32万亿，GDP100万亿，我们是32%，所以这几年已经把60%多的外向度降到32%，其实中央很睿智的在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已经悄然在这样推动。现在在疫情下，又在美国人四处打压脱钩的背景下，我们顺理成章的推出“内循环”“双循环”为主，既符合世界强国的方向意图又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将是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强国之路。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内循环”，中国肯定要更好的抓创新、新基建，更好地抓传统产业的赋能、技术更新和改造，更好地抓好国内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抓好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抓好我们各种开放。这是一个宏观整体的。具体到了能源、天然气，我觉得傅成玉尽管讲得不多，但有深刻的意义，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说六个措施。

第一，“内循环”下我们要很认真地解决好中国能源供应外向度太高的问题。我们全部能源的供应已达50%以上的外向度，石油、天燃所已达到70的外向度。如果石油、天然气今后十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再增加两亿吨原油或者是天然气的需求，变成了8.5亿吨。国内开采的原油始终只有2亿吨，现在有4亿吨进口，再加2亿吨，外向度到了85%以上是不安全的，热战冷战都有可能造成能源危机。一旦发生能源危机，产生的问题要比芯片严重一百倍。芯片说白了7纳米不用，但不是致命问题。但是油如果断了，不得了。建议石油交易所把日本的一本书《油断》看一下，他们有一个智库研究油断一天怎么样，一个月、一年半会怎么样？最后这本书写到了一年半，差不多500多天，整个日本瘫痪。当然并没有发生“油断”，但是这本书很实际。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现在只有两亿吨的原油加一千多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的年产量，从国家安全角度，应该多开发页岩气。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去年近两百亿立方米，我的意思是举国之力加一个0，就像大庆油田当年石油会战一样，我们国家有这个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个0，如果页岩气增加到2千亿方，就相当于增加了两亿吨的石油当量。美国从2000年开始挖页岩气，现在美国已从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入国变成最大的能源输出国。这个世界很公平，全世界页岩气的储量大体是一百万亿方，中国有25万亿，美国有25万亿，其他国家有50万亿。不论是从能源安全角度，还是控制大气污染方面，在内循环情况下，都应该扩大页岩气的开采开发。

第二，煤炭作为燃料是中国污染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减少煤炭燃烧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天然气、页岩气的覆盖。煤炭污染就是因为化学元素多，所以煤炭也是一个最好的化学原料，我们应该把煤炭利用起来。我们现在一年能开采50亿吨煤，实际开采38亿吨，有12亿吨产能浪费。如果多开采10亿吨，把这10亿吨变成化工原料，每4吨煤可以变成1吨油，就相当于2亿吨原油。煤一旦变成汽油就六七千块一吨，煤变成丙烯、乙烯就是一万四五千块一吨。非常好的地方煤化工就在宁夏，总书记也去看了，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的意思，中国有能源，我们是“双循环”，决不排斥国际循环。但是让中国的综合能源外向度从50%降到40%，石油、天然气70%的外向度降到60%，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概念，“内循环”下，应该把我们的太阳能、风能在西部大开发中把这块搞起来。西部大开发光一个甘肃20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滩，这些地方如果有一万平方公里铺了光电、风电，用系统工程、高科技把这个系统搞起来，然后再用超高压把这个电传输到全国各地，这是个绿色的循环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第三，在能源的交易方面，一个是应该让上海成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能源交易中心，不管是现货还是期货，都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不管是原油还是汽油、成品油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油品贸易，上海都应该成为国际、国内的交易中心。上海期货交易所做了各种各样商品，能源期货交易这个品种不突出、不响亮。我们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由新华社牵头搞的，名字响亮，但是不叫交易所。交易所和中心是两回事，交易所一定是证监会批准，变成有金融功能。交易中心，证监会就不用管了。但是反过来交易中心是现货，没有期货，也有一定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战略上整合，总之应该让上海成为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能源交易中心，包括期货、现货、原油和成品油等等，而且这个中心应该以中国人口之大，工业又是全球最大的工业，能源需要之大，我们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说超过美国或者欧洲，如果世界要有第五个能源交易所，包括期货、现货、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易所非上海莫属。但是我们现在很可惜。新加坡搞的交易所现在是世界第五大能源交易所，他们就四百万人，弹丸之地，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把这件事作为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重振旗鼓。这也是一个措施。

我特别要帮宁波说一句，我觉得应该要把宁波打造成为石油天然气在亚洲最重要的交割中心。美国纽约、休斯顿都是很重要的交割地，宁波可以和上海配合，他不一定是交易所的中心地，但可以是交割地的中心地。我看了宁波的材料，他们说要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新型的国际能源贸易中心，但并没有说要做交易中心，而是成为交割地。他说要成为一个枢纽三个中心的交割地，就是国际能源输运枢纽，包括码头、航道、LNG登陆中心，保税仓储和交割基地，航运和海事服务基地，保税服务加工中心，国际能源供应链中心，大企业总部基地，交易和交涉服务平台国际结算中心；金融和法律服务中心，也就是说这个交割地有银行和保险的后台服务，有风险管理服务平台，是现货价格发现中心，同时也是法律服务中心。还有是高端智库服务中心，国际能源发展中心，国际能源专业中介服务。我的感觉这个交割地的定位很准，三个中心也没有错。上海如果是能源枢纽、能源交易所，成为世界第五大或者亚洲最重要的能源中心，那么宁波说的“三个中心”概念中的人才、资源配置、法律金融服务，当然上海也是这三个中心。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上海为交易中心，宁波为交割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再有一个措施，我觉得我们现在还要利用世界经济萧条的状况，由于世界经济萧条，波罗的海指数从一万多点降到了现在只有700多点，也就是跌掉了90%多，所以千千万万条大轮船没有货可运。现在如果很便宜的集中50-100条10-20万吨的油轮，把它当作海上天然的大仓库，每年夏天能源很便宜，这个时候就用一笔流动资金把这50、100条的油轮装满，50条10万吨也就是500万吨，20万吨就是一千万吨，总之装五百到一千多万吨，装了之后就在海上漂着，也很安全，到了秋天、冬天使用高峰，不说涨到一百美元至少也会涨到四五十美元，这就是一个现货买卖。如果有这样的储备在中国太平洋海域上漂浮为中国服务，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把中东和世界石油贸易商，以及把我们国有、民营的石油贸易商调动起来，变成我们一个天然的仓库。

以上讲的是关于能源方面的六条。第一个要增加页岩气的开采；第二要增加煤炭的煤化工的深度开发，使煤炭产能赋闲的部分替换一定的石油能源；第三个就是开发低碳、高科技的新能源；第四个是上海能源交易中心的地位要确立起来；第五个就是宁波集疏运交割地搞起来，跟上海匹配合作；第六个现货贸易中利用大市场的结构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能源格局下的“内循环”、“双循环”，在以 “内循环”为主，但是“外循环”照样是跟国际贸易、国际市场充分结合的市场，国际能源金融也是充分结合的市场。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将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内循环”、“双循环”的内容之一。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黄奇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