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通胀数据“高烧不退”的背景下，北京时间6月16日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备受关注。会议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通胀形势令美联储6月加息75个基点，并预计这不会成为常态。此前，3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从接近于零的水平上调了25个基点，开启了遏制膨胀的紧缩周期；5月初，美联储又宣布加息50个基点；此次的75个基点更是达到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加息幅度。同时，美联储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8.6％，创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何去何从？是否会出现继续宽松的情况？6月15日会议召开前夕，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应《第一财经广播》邀请，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以下内容由发展研究院根据采访内容及孙教授增补内容编辑而成，供读者参考，您也可点击阅读原文收听音频。

我们看到了全世界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性，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他们的货币政策又把通货膨胀的目标放在第一位，所以，当核心通胀的指标超出了国家认为健康的目标时，就会通过加息来堵上缺口以保证其币值的稳定。但是，我们又看到在今天的金融开放的环境当中，资金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循环的，于是我们发现，尤其是东亚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相对来讲跟中国比较相像，经济的回暖需要一点时间（这也反映了发展阶段不同的特点），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那种过热的程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货币政策还是要进一步地确保其回暖所需要的稳中求进的步伐。

但是由于两种国家货币政策的方向不一致，国际资金迅速形成了巨大的利差空间，所以国际游资就会利用这个利差空间，再加上经济的不确定性，也很容易利用货币政策创造的独立空间进行资金的大调整，从新兴市场国家送出资金，到高息的发达国家去投资，这会严重地影响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严重地影响老百姓储蓄的安全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稳”，不能够两极分化：一方面，不能像美国一样跟着它一起加息，程度甚至达到大家推测的75个基点，这是完全不利于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当然这也不代表中国经济要走另一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也不是“稳”的概念，“稳”的概念是要确保资金正常的循环，保证我们经济的消费投资不因流动性的短缺而无法发展。一旦流动性短缺，我们将采用组合拳的方式，一个是通过精准地投向好的项目，让这个项目的闭环能迅速地把资金收回，从而确保收回的资金又可以投向下一个项目，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周转，这也是从好的项目带来的资金循环的能力。

如果出现了暂时的堵点，资金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收回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有跨周期的思路，该要降息降准，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降息降准，来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当然，如果在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下，这个效果是很差的，所以我们要加强资金的管理，不能随便地将我们降息降准投向中国市场的钱，又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把资金抛售在本国货币市场上，造成人民币出现贬值，然后反而我们的外汇储备——美元，这一暂时性的“硬通货”向外流出的问题。

所以，要用资本账户的强化管理来配合宽松货币政策，以解决可能带来的代价和后遗症的问题，形成一个组合拳，否则光有降息降准，就会出现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的问题。当然国家意识到今天降息降准可能有这样的副作用，就会更多地采取精准滴灌型的货币政策，一种是通过信贷渠道投向新基建和构成未来新动能的高端制造业（依靠产业数字化和产业绿色化的双轮驱动），另一种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年已经尝试的非对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包括LPR，精准地对准我们今天的高质量产业的赛道和大量需要资金扶持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这些新探索是我们不同以往的一种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货币政策的做法。

（孙立坚为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来源为第一财经广播，文章观点经孙立坚老师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