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从“实证主义者”到“建构主义者”
2020年12月11日  |  来源:国政学人  |  阅读量:10742

第二堂课,老师问你们觉得这个idea从哪里来,大家都说不知道,他就给了我们一篇文章。原来这位德国女学者博士毕业以后,就在戈培尔宣传部的一个部门工作,所以对于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个道理是非常之明白的。因此,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Kuhn的科学,如果不是一个科学scientific community,而是一个social community,假设一个东西出现,人们都信了,那么在这个社会范围内,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它就真是“真”的了,大家就这样做了。对于你刚才问的问题,为什么会转向建构主义,是因为话语、观念这些东西一下子蹦出来以后,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秦亚青教授

唐世平教授:但real和true是两码事。

秦亚青教授: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掉入了一个漩涡,非要在 real、true和empirical这三个层次上来看问题。我们如果跳脱这个框架,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一个就是,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不一样。

唐世平教授:我认为在社会科学里面,Bhaskar说的critical naturalism就是比较批判的。

秦亚青教授:关于他的自然主义,我的理解是,既要尽量研究因果机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要尽量向比较客观、严格的方面,向自然科学方面去靠近。

唐世平教授:我之所以跟您探讨他,是因为我觉得您看了他的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思考。我知道您特别忙,如果您有时间读读他的书,特别是他的头三部书,后面的那几部我承认非常难懂。他是我目前可能相对比较同意的社会科学哲学家,尽管他的有些东西我也不是很赞同。关于他的哲学立场,他说的critical naturalism,不是要让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近,而是说某些方法上可以。社会科学具有所谓的批判功能,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观念一旦出现,这个就是一个社会事实,人们就可以去挑战,还可以去试图推导,或者试图理解这个idea是怎么来的,比如说受什么意识形态、生活背景影响等等,都可以去研究它,批判它。正是因为这样,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容易就和Popper、Foucault联系在一起。而且Bhaskar是强烈地反对把社会科学变成自然科学。

秦亚青教授:你刚才提到critical naturalism。科学主义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一个最极端的标志——科学称神,就是认为什么东西是科学的,它就是对的。

唐世平教授:您说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我跟您的立场完全一样,我们不再在哲学问题上花太多时间争论下去。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关于您自己的研究,您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以中国为支点的一种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非常强调观念的IR理论,这个理论其实您今天在讲座中也提到了,您希望这个理论能够适用的范围是?只是在东亚,只是在中国,还是说可能是全球?您认为社会科学不会有所谓的普世理论,而我认为是有的,不过很少。那么您现在心里的目标是什么?

秦亚青教授:说实话,没有目标,我还没有想到。第一个,对将来最终发展到一个什么状态,确实没有目标。而且之所以我后来把重点放在过程上,确实是受了Whitehead(怀海特)的一些影响,当然也受了孔夫子的一些影响。另外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偶然的,并且将来的目标是什么,很难讲,确实很难讲,再过几年,如果身体不好,到此为止,如果身体还好,说不定又会转向什么地方。第二个,关于application这个问题,没想过。因为我现在确实没有精力再去考虑怎么去操作化、应用等等的问题。关于应用的范围到底是在中国,在东亚,在世界,我也从来没想过,那是别人去考虑的,我觉得我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个,我只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完全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做事的。至于说我有没有什么目标,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做下去了。因为我现在功利心已经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所以我真没有什么设定。你刚才说的以中国为支点,其实我之前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能够比较代表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就是理论化方式是西方的,但是审美情趣是中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内涵。

唐世平教授:那这样别人会不会又说您是回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秦亚青教授:我觉得没有“中学为体”,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学为体的问题。我那年在国关学会论坛上的讲话,题目就是“全球为体,世界为用”。我觉得理论中肯定是有中国的因素和中国的一些审美情趣在里面。但它不可能完全和赵汀阳一样,就是中国是“体”。那么我觉得我不是。

唐世平教授:我认为赵汀阳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说任何一个大的稳定的帝国都会创造一个思想体系。我现在做的一些研究就是用很多考古学的东西,基本上会有一样的话语体系,甚至连有些用词都一样,比如“四界(方)”(four realms)等等。对您具体的学术生涯我不能问得太细了,我就问到这里。

秦亚青教授:没有关系,我是从40岁以后才开始做,所以没有很大的野心。

唐世平教授:我现在要问的可能我在会上也会讨论,但是我想把我的一些困惑先说说给您听,希望听听您的理解和指教,然后我在发言的时候也会有所完善。

我觉得您是在这批发展中国学派中最清醒的人。就我个人而言,这个清醒我想有两点,首先您清楚地知道发展所谓的中国IR学派,这个理论,它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持、指导、借鉴中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个理论的目标不是那个东西。但是我的困惑和担忧是,现在很多人是这样,一说中国学派,中国话语体系,就是指中国该把自己的模式或者说该把外交什么的东西贴上一些标签(或者所谓的“理论”)。这是我的担心。我想问问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如果没有就算了,如果有,您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场合或在某些地方告诫大家,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因为只有您这个地位的人我认为才可以做,比如说即便我这么认为,我也不好意思说。那么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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