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教授：我觉得确实很多人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些人是原本就不清楚，有些人是不想弄清楚，但也可能心里明白。我在文章中和很多发言中都提到过，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能像你说的，双方都可能有支撑的地方，这没有问题。但这两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一样，所以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好比说十六大报告提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要指导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怎么去做，这是指导行动的，是战略性理论，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它毕竟和学理性理论是两码事。
另外，我从来不想告诫任何人，因为我觉得人们是不听告诫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按自己想法去做。
唐世平教授：应当说，像是您这个年纪还在追求学问，还在做一些真正的工作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我不是说您这一代人都没有了，而是说跟您同代的，甚至晚一代的，他们跟在您后面摇旗呐喊，但是他们其实是不做的，就只是中国学派地喊。我认为您，包括您的几个学生，是少数不仅仅停留在呐喊上，而是切实地在做事的。我的意思是，对于和您同代这批不切实做事的人，您不可能去改变他们。但是对于我这一代或者比我再晚一代的人，您有什么建议？因为这一批人中，有些人当然明白秦老师要做的东西不是什么喊口号，不是什么中国外交政策，然而也有一些人确实不明白，认为这两者就是一回事。您有什么建议吗？
秦亚青教授：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场合，我肯定会说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少军当时在社科院组织了个研讨会，我就说我已经在我的文章里区分过这两种不同理论了，我现在重点是做第一类的理论，就是知识性理论。因为他出的题目是要说为什么，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觉得好奇，有兴趣，没有其他的驱动因素。而我现在每年也要写很多的政策报告，这个确实就是任务，必须要完成。但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做一些东西很有意思，至于做出来以后，我没有刚才你说的那种野心，比如设定我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学派，这些我确实没有。我的兴趣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挖掘，我就去看书，就去做一些思考。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还拿得出来的东西，我就去写，而不是应景的文章，在这方面我写的文章，我自己认为不管实际水平到哪一步，不是我应景写的，我应景写的也有很多，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唐世平教授：所以我觉得您和很多呐喊的人是不一样的，我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您。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是跟着秦老师喊喊口号，拿点钱，做点事，并不是真去做发展理论。对于跟您一辈的人，您是不可能改变的。而对于比您晚一辈（跟我年纪差不多），甚至比我再小一辈的，您有什么期望或告诫？
秦亚青教授：我对自己的博士生在这方面要求是比较严的，至少在博士阶段，在跟着我做论文的阶段，不能去搞那些，就是不能够。他们毕业以后，找了工作，再怎么搞，我管不着。但是现在必须先把这个底子打好，如果将来在这条轨道上走的话，就铺了一条非常基础的道路。这些年，我自己感觉有几个学生还是挺认真的，有些学生可能毕业以后就完全追求另外一种东西了，那么我也不会反对，因为人总是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对于学生以外的人，我更多想的是，我自己做，你们看着好就追随。你们看着不好就算了。我不想用教训式的或者告诫性的话语，我就是拼死拼活自己做一点吧。所以我经常说，我是属于那种孤独的探索者。在这方面，我其实很少和别人分享，和别人说，他不一定有兴趣听，也可能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而我认为，认同确实很重要，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什么场合，你要知道什么是认同。比如开政策咨询会，一点理论的东西都不能提，就是要非常直白地把观点说出来。但是你心里想，它是有一种信念的，好比你在这里提的建议，尽管这些话都很直白，它背后肯定是有一种你的价值在里面保存着，这就行了。我平时跟学生说，你跟着我开东亚什么会，咨询会等，千万不要去说这个理论那个理论，没人听，直白地表述就是了。
另外，世平，我自己感觉，让很多人去做这种第一类型的学问，其实是不现实的。
唐世平教授：我同意，而且我认为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够做好。
秦亚青教授：我也深感现在这些年轻学者压力确实很大，要做项目，要评职称，要出东西。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评教授很早，评完教授以后，这些东西就抛到一边了，我可以写很多其他东西。而有些慢的东西，反正有很多时间可以想，等真正想好了，有个假期，就可以写出一些东西。我也不强求别人都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很辛苦，又不赚钱。
唐世平教授：确实。我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比较尖锐一点。Levin他们很早就提出了族群中心主义。而你和我显然地非常同意，不管文化也好，文明也罢，或者是“社会化”，都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那么这个角度的一部分，可以粗略地把它归到族群中心主义。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用中国中心主义替代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最后还是一个中心主义。我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中心主义替代另外一个中心主义，您觉得这样的前景有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价值？
秦亚青教授：我认为危险大于价值。当然在过程之中，它有一个好处，当另外一种中心主义的“观念”来的时候，可能对原来的中心主义会有一个冲击，这样至少形成了一个对话、辩论的状态，这是好的地方。但是如果说第二个取代了第一个，那就非常危险了。希特勒是典型。为什么Katzenstein（卡赞斯坦）会有如此强烈的这种观点，我猜测，显然他们在希特勒时代有着非常深刻的教训。纳粹主义最后形成了话语垄断，形成了观念垄断，搞这种纯种的东西，但最后就是人身伤害，以及迫害，一系列的东西全都来了。
唐世平教授：包括Foucault和 Arendt，他们在批判文化这方面批判得非常厉害。Foucault在society must be defended这本书里面，剖析和批评的就是要纯洁化社会这种思想。
秦亚青教授：并且这个东西欺骗性很强。就好比说，任何理论都是中心主义的，任何文化都是中心主义的。我想现在如果从大趋势看，从思潮发展，后现代，将来应该在很多方面表现得会越来越明显，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不能让一种声音独霸，要注重多样，注重多元等等。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难，大家都会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好的，所以Katzenstein提的观点我很欣赏，就是美国人不要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强的，中国人也不能这样认为，否则将来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果这两种东西或者多种文化总是在那儿对话、竞争、合作、发展，那会很好。现在欧洲本身的社会多元化就是很好的，但将来世界会不会这样？我想如果有价值判断在里面，我希望出现这样一个世界，有着不同的声音。人们反对一些话语霸权不也是由于这个因素吗？只能有一种声音。但至于说将来会不会出现，我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大概率是不会。但是短暂的是会的，是很危险的，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甚至身体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
唐世平教授：我跟您一样，在很多地方，我很欣赏Foucault，他那种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批判是很厉害的。
秦亚青教授：我让我的学生们看书，当时有个学生说福柯就是光批判，我说批判就不得了，他不光有批判精神，而且很多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实，为什么麻风病人减少了，精神病人就多了？
唐世平教授：我的下一个问题相对操作化一点。我们承认，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肯定影响着看待问题的角度，有时候完全是潜意识的。我相信您并不完全仅仅是基于中国的某些影响或者归纳。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这样。我周五的时候会讲，我其实是想讲两个问题，中国既是一个支点，又是一个数据点。关于支点，我认为我跟您完全一样，中国肯定是我的一个支点，但它仅仅是支点之一。
秦亚青教授：对。
唐世平教授：我觉得我跟您还一样的是，我认为中国只是我的兴趣点之一。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一些东西，我也用古代中国，甚至用考古的很多东西，当然我提出的是一个相对比较体系演进的东西，我不太用结构这个词，因为我认为结构主义其实是很不好的。我的问题是，很多人仅仅停留在用中国的经验去归纳，换句话说，为什么经验事实，很多人做不到把它拓展到非中国，非欧洲，非美国？而可以是拉丁美洲，可以是非洲，可以是南亚，或者是中亚，这样的局限带来的危险会是什么，您有什么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