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教授：从第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仅仅这样，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可能就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上了，完全是我这个话语要占主导的。但是从实际层面来讲，在这个文化生长起来的人，很难有其他文化中切身经历的东西。我觉得美国人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把不同的人带在一块儿。就像你刚才谈到的，肯定要更大的场。好比Katzenstein的这套书，他是做欧洲、美国、中国、亚洲，还有非洲，他是想把这些不同的经验都比较起来。但是有一点，他做哪个州，他希望是由这个州本土的人来写，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难写出来，他没有在当地生活的经历。阿查亚和布赞的项目原先是想把亚洲、非洲甚至拉美都考虑在内，但实际操作起来是有困难的，最后还是先集中在东亚。无论怎样，首先还是要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各方面的素养比较好，从个人的经验来写，然后再汇集。目的就是一点，不能一种话语主导，一种话语主导是很可怕的，这是我的切身经历。

唐世平教授：可惜很多青年学者并不理解。我是有，因为我父亲在我生下来两个月就被抓到监狱里了。

秦亚青教授：是，后来他们可能没有这种经历。此外，有些人认为，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就是要推翻美国。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美国这些年已经证明了，即便实力再强，也不可能什么事都压得住，将来国际社会会越来越民主。

唐世平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当然是我自己想问的，也是代表我们青年学者问的。不管我们发不发展中国学派，您能对我们提出三到五点忠告吗？

秦亚青教授：哪方面的忠告？

唐世平教授：任何方面。做人方面，您这个人是正直的，平和的，谦虚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这么长时间地辛勤耕耘，以您的个人经历来说，您愿意送给我们几句什么话？

秦亚青教授：送话谈不上。第一个，真正自己想做的学问应该产生于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需求，它是一种情感供给，不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我现在对我们现在的科研体系确实有很多质疑，凡是以功利心去做，大量地投入，最后出来的东西有什么意义？第二个，如果真想做一个学问，不管将来做什么样的，好比说我想做理论，我会在这个方面坚持做下去，我很多的思考会集中在这个上面，即便是这一年没有写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在想，不中断，我觉得一断就麻烦了。第三个，做学问的过程中一定要交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和不同年龄的人交流，和不同身份的人交流，有时候甚至和完全不懂的人交流，也能得到很多启发。

唐世平教授：是的，一个完全跟我们不同领域的人，或许能从他的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秦亚青教授：你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给他说一说，他给你提出很多批评，有时候很直白，但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好。最后一个，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都愿意做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不愿意做那些一遍一遍重复的事情。包括我给学生上课，如果我三年还在重复一种上课模式，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无聊，觉得对不起学生，我不管改好改坏，三年是一定要改的，就是整个大的结构改，不是随便改一点。我认为挑战才有意思，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挑战。

唐世平教授：所以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好的，我的问题都问完了。谢谢您，我们谈了有一个小时。

（秦亚青：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比利时皇家学院外籍院士、东盟10+3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