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6日上午在京召开，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备受外界瞩目。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五年计划变为了五年规划，始终确保中国经济的健康转型，也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与治理结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主编的《大转型》一书，一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非凡成就，二是剖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逻辑，解释了新常态下经济稳定发展、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并展望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以下为《大转型》序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说过，一旦你开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你就很难去想其他的问题了。的确，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破译经济发展的密码；无数的仁人志士也正在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同样，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旦我们开始考虑中国的转型和发展，也很难去想别的问题了。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在经济方面，中国从世界最落后和封闭的国家之一，跃升为一个GDP居世界第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而纵观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真正成功实现经济赶超并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实际上只有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经济反而陷入了某种“发展陷阱”：要么是“贫困陷阱”（如非洲国家和地区），要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智慧和理论素材。张五常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发展，最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做对了什么。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此时系统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义不容辞。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在北京举行 图片来自IC Photo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就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种代表性的方案是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提出来的，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有四个支柱，一是“私有化”，即界定私有产权；二是“市场化”，即让市场发挥作用，将“价格做对”（getting prices right）；三是“稳定化”，即控制财政赤字和避免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即减少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干预。

这四个支柱看上去都非常合理。但今天尘埃基本落定，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苏东（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历了经济衰退，其中有些国家至今尚未恢复元气。而选择另一条道路的中国，却取得了人类发展史上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奇迹，过去40年中国在经历漫长经济停滞后的重新崛起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正在继续影响着新世纪的历史进程。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探索和转型远远早于苏联和东欧国家。40年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历史使命：彼岸何在？如何到达彼岸？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长期贯穿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计划经济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但在中国和苏联都经历了失败；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尽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此之前就开始了。

尽管在理论上，现代经济学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此岸”和“彼岸”：在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和价格机制，经济的组织是按照计划来协调；而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下，所有的市场（包括各种产品的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都是完备的，只需价格机制便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政府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但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告诉中国人，如何从“此岸”到达“彼岸”。

在我们看来，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两个本质的区别。第一，与市场完备的发达经济体相比，转型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往往是缺失的，或者即使不是缺失的，往往也是高度不完美的。第二，从技术水平来说，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往往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

市场缺失意味着存在帕累托改进和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远离世界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前沿意味着它们可以学习或者模仿现成的技术，而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研发活动来创造新的技术，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资源、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这与早期的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提出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和相应的经济组织方式应该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思想也遥相呼应。

在这两个基本条件下，与苏联及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独辟蹊径，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