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陷入了理论供给不足的窘境，调适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成为迫切的议题。围绕中国政治学转向主题，学界形成了学术自主与政治引领、本土立场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等若干争论，但偏执一端的争论带有“虚假性”。诸种争论实质上涉及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在兼容不同学术论点和考察学科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转向的讨论有必要转移到何以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西方政治学的强理论供给能力得益于持续的学术积淀，而中国政治学较弱的理论供给能力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务实传统和科研体制。基于此，中国政治学应从优化科研体制、强化学术自律、挖掘思想资源三个层面进行一场“理论供给侧改革”。

2019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学诞生120周年和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学科建设关键期，在双重意义叠加的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顾和展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要求中国政治学应该稳步走向成熟：政治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国家的战略决策虽然包括很多内容，但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政治上的考虑，没有或缺少政治学的知识，进行这种重要决策是很困难的；民众政治意识的培育以及政治认同感的强化需要政治学发挥作用。为了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稳健发展，需要明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现实困境，总结中国政治学转向的相关争论，勘定中国政治学转向的核心议题及其成因，提炼中国政治学转向的发展道路。

一、实践与理论：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转型。诚如习近平所言：“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政治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自改革开放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构学科基础、健全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三大阶段，第三个阶段既是前两个阶段的承续，更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实践及由此生发的鲜活素材，使得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取得了不少理论积累和学术贡献。中国的政治学人不仅较为全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问题的论述，还引介和修正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更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产出了许多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学术理论。首先，学者们对部分西方政治理论进行了对话和修正。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迟、基础较薄，加之西方政治学进入中国的初始状态是“单向输入”的，中国学人处于较为被动的接受者地位，以致于中国政治学界在一段时间内“言必称西方”。西方政治学传统与现代、民主与威权、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的思维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政治学界所效仿。随着学习的深入，中国政治学者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和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积极与之对话。比如，对福山“好政治”的三支柱(强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理论的对话和修正，从西方舶来的协商民主、治理等政治理论进行本土化。其次，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如提炼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压力型体制、谋利型上访等学术概念。学者们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党内民主，围绕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中的位置、步调和功用，以及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理论。还有学者以平实而深刻的语言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既对民主作了基本的定位，也反映了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增量民主”。

十八大以来，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政治学必须直面的关键任务。具体而言，如“四个自信”的政治价值，“以人为本”的指导意义，“四化同步”的制度支撑、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廉洁政治的中国道路等现实和理论议题被提上日程。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节点。中国政治学肩负了新的历史使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改革机构和行政体制、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面从严治党等成为中国政治学不可回避的议题。

面对诸多迫切需要剖析和回应的现实任务，以及亟待讲述和解释的“中国故事”，偏重于学习型和应用型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大多时候处于“失语”或理论供给不足的尴尬处境。一是在宏观议题上，中国政治学界高度依赖于官方的理论创新。十八大以来，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和重要论断大多源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创制。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的描绘，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民主集中制、民主监督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成果，中国政治学缺少系统深入的理论探讨。政治理论的供给乏力使得政治学对党和国家政治决策的贡献有限，对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力较为微弱。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得益于社会治理实践者的智慧，而不是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二是在中微观议题上，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仍不尽如人意。围绕社区治理等微观层面问题的研究，往往止于对事件的议论、数据的分析、历史的追溯、政策的诠释，缺乏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和思维启迪的学术创见。中国政治学的上述特性使得整个学科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有学者直言：“与中国的实业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的世界级成就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自省，因为只有社会科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最不匹配，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概念和理论。”

政治实践滋生出鲜活的素材和前沿的议题，政治理论在回应实践的过程中进行自我革新，政治理论又可对政治实践作出周密谋划和长远安排。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的良性互动利于现实政治和政治学科的有序稳健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理论供给显然滞后和短缺于政治实践，因此需要调适二者的关系。

二、争鸣与分歧：中国政治学转向的若干争论议题

学者对自身所处学科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进行反思和争鸣，无疑有利于该学科的稳健成长。自当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人高度关注政治学的发展问题，发起了一波波学术争鸣。其中，学术自主和政治引领、中国立场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也引起了持久的争论。

（一）学术自主与政治引领

政治学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双重品性：所谓学术性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和相对独立性；政治性指官方的意识形态在研究中的渗透，指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现实性和阶级属性。政治学的特殊属性引起了政治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何者占据主位之争。本文将其归结为学术自主论和政治引领论。学术自主论者从研究目的、学术评价、学术规范、历史经验的维度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创制认识、分析和解释现象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学者有推动知识进步的责任，学术研究和服务政治的关系不能颠倒；现实关怀是当今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具备的，但不可将现实关怀等同为政策宣讲和注解或从对立面批评政府及其政策，学术评价的标准在于有无真正的“问题意识”，而非对政策的态度；政治学学术共同体秉承学术原则，遵从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是持续不断地推进学术创新的必然要求，仅仅依靠追随政治权力的脚步，只会不断地制造披着“创新外衣”的学术泡沫，因为，政治学一旦过度专注于对政坛话语的解读会使政治学研究沦为意识形态宣传，使得政治学家在学术研究时会受到非学术因素干扰，使其情感因素高于理性因素；只有政治学保持较强的学术性，学术才能健康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五四”期间。政治引领论者从研究目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研究政治学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建立并加以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其次，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研究核心的，学科存在的关键是正确的政治立场。再次，中国政治学提升对于实践的解释力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在方法上必须回归领导人的著作和研究其政治智慧。

（二）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

所谓中国立场是指中国政治学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政治理论及科学研究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以纾解当代中国的迫切问题为己任，以“本土化”为归宿。所谓政治学的“国际视野”，有学者从三个维度概括其含义：一是作为世界政治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政治学应具有与国际政治学界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中国政治学者能从全球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阈来阐释中国社会的鲜活实践和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原创理论；三是立足全球战略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性政治议题的研究。国内有不少知名学者发出了政治学本土化的呼声。王绍光认为中国政治学需要大胆迈出“本土化”的一步，批判性地借鉴而非盲从西方理论，创造性地思考中国政治现象，与世界各国学者双向交流。杨光斌也倡导中国不应成为西方的理论试验场，中国政治学人应致力于构建本土政治学。“本土化”观点一般都萌发自下述原因——用以解释西方政治现实和政治问题的颇具解释力的理论，在解释中国时却往往捉襟见肘甚而四处碰壁，既有政治学知识无法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象和问题进行精准回应，问题在于整个知识体系与中国国情之间存在偏离，或者说出现了兼容性的问题。还有一些学人的“本土化”立场是服务于提升本学科的国际话语权和抵制海外政治话语的“入侵”。但国际化论者认为，这些说法值得商榷。首先，所有理论都有其适用条件，倘若理论前提条件不吻合，西方的理论在西方也不适用，以中外为标准来划分理论是不科学的。其次，有些“西方理论”的建构未必依托于西方经验。再次，“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是排斥性的，而是由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研究者对人类政治问题的反思性认识通过知识交锋后达成共识所形成的”。复次，“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创新应该能够适合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治学研究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更加强调普世性和可验证性。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特殊性是相对的，普遍性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