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身份政治成为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欧美各主要国家，身份议题成为政治论述及实践的焦点，并在其内政外交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国家内部，它表现为种族和族群身份的凸显及矛盾激化，其典型如美国种族关系的日益对立，白人民粹激进化与黑人抗争的暴力化；更严重的身份冲突还会冲击到既有的国家民族身份，引发英国、西班牙那样的国族分裂与地方分离运动。在对外方面，身份政治则表现为保守狭隘的身份意识兴起，如西方普遍化的敌视移民现象；在国际关系领域，则有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其典型如所谓“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及各种无视国际规则和全球利益的“退群”行为等。

一、身份政治：历史与概念

（一）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再兴起

在西方国家，聚焦于身份主题的政治形态并非一个全新现象。从长时段的历史回溯，西方国家经历了三波身份政治的洗礼。21世纪以来的这一波也是当代身份政治的一次再兴起过程。

第一波身份政治发生在18~19世纪的西方民族国家建构时期。随着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前现代帝国的解体重组，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得以开启。在这波身份政治的历史浪潮中，民族主义发挥了关键的意识建构作用。在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以及战争与革命的大众动员中，民族身份与国家意识构成了合法性与认同的新基础，并得到了来自国家的大力推动。当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国民身份都是在这一阶段被建构和巩固起来的，其典型例子如德意志的统一（1871年）、意大利的统一（1870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美国的独立（1776年）及内战（1861年）等。

第二波身份政治出现在1960~1970年代的西方民权运动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繁荣与冷战对峙的局面引发对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也催生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批判理念。这一波身份政治呈现更强的文化建构特征。在既有的国民身份内部，衍生出性别、环境、代际和族群等新的文化身份。身份政治这一概念就是源于当时黑人、女权、原住民及性别平权运动。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运用这一概念来唤醒其身份意识，维护自身权益并反抗社会不公。这一波身份政治成效显著，在政治实践层面启动了大量社会改革，边缘群体的权益获得明显提升。西方社会也接受了多元文化论，鼓励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融合共存，将多元认同融入到统一的国民身份之中。

第三波身份政治形成于21世纪初，始于“911”事件和第二次海湾战争，历经叙利亚内战、全球金融危机、欧洲移民危机，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波身份政治的突出表现是对立化的身份认同开始撕裂西方主流社会。一方面，边缘群体的抗争更具反思性与组织化,“政治正确”理念进一步强化，在各领域都形成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与全球竞争的冲击下，部分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并形成强烈的身份危机感;右翼民粹主义思潮随之高涨，对内推崇种族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对外奉行排外、反移民和单边主义。以美国为例，伴随着白人工人阶级的社会衰败，白人民族主义及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兴起，其国内政治的重心也就在近几十年来“逐渐从阶级政治转化为身份政治。”在这一分裂性的进程中，双方都展开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和政治竞争，社会政治日益两极化，在国民身份与国家方向上也难以维持基本共识。

（二）身份政治的理论焦点

身份政治概念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建构发展起来的。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身份问题也是古典政治的一个核心维度。在西方，古希腊政治包括其正义、美德等观念都是以男性公民身份为基本前提。古罗马则明确将身份与政治关联起来，并独创公民权概念来区分罗马公民、拉丁公民、自由民、奴隶等不同身份群体。中世纪时期教士、贵族、平民的区分更是被高度固化。在东方，印度种姓制度为世人所熟知。古代中国政治同样带着鲜明的身份印记，在早期如“国人野人”的身份差别以及“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后期更直接建立“军民匠灶”的户籍制。因此身份始终是政治中的关键概念，与之相关的身份差异与公民资格，以及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也是政治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当代身份政治的理论焦点发生了显著转移。政治研究的传统关注是分配性的，比如，行为主义强调分配的主体、方法与技巧等;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分配相关的不平等与阶级压迫。当代身份政治则从“分配政治”转向“承认政治”，理论焦点从“平等”转向“差异”，凸显、发掘和建构差异化的身份及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身份政治延续了传统左翼政治的基本目标，致力于发现不公正、反抗不公正，解放社会边缘群体；传统左翼政治聚焦在物质经济领域，而身份政治所界定的不公正涵义更广，其视角扩展到各类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教育、媒介、消费、性别分工等。由是，身份政治得以发现更多形式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比如文化歧视、刻板认知、污名化等，进而揭示和挑战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身份政治的基本反抗策略与传统左翼政治完全不同。传统左翼政治主张弥合边缘群体与主体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身份政治则相反，认为这种差异性具有内在文化价值；某种边缘化身份不是矫正和同情的对象，而是值得去自豪和彰显的价值。因此身份政治意味着全新的反抗策略，边缘群体不再期望融入社会主流，而是要求社会主流尊重其身份所承载的差异化特质。此外，身份政治还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紧密相关，高度重视文化建构的作用，将身份视为主观经验和个体诠释的结果。这样身份就不仅有种族、性别等“自然原生性”的类别，还能衍生出各种“社会建构性”的主题，比如说族群、亚文化、大众消费等。比如在娱乐和大众消费领域，各类“粉丝圈子”已具备社会身份的雏形，其政治角色也日渐显现。在当前全球化和网络媒介的时代，身份政治的这一文化建构性更趋显著，引发的政治社会震荡也更加强烈、复杂和深远。

二、国家建构视角中的身份政治

（一）起步阶段：民族觉醒与身份建构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是民族身份的形成。在各类前现代的帝国、诸侯、部族等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民族身份的意识自觉与持续建构。无论是18~19世纪的西方，还是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皆是如此。民族身份建构的维度有指向外部的，比如美利坚民族之于大英帝国，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等；也有指向内部的，比如德意志民族之于日耳曼各诸侯国，现代南非之于各部族王国等。但这种基于民族的身份认同具有排他性，即总是针对其它群体。这种应对外部共同“他者”的情感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因。

民族身份在这一起步阶段涉及两方面内容，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身份建构。前者侧重于观念层面，即民众个体间建立起一种彼此分享的共同体身份，这种意识与“原生论”的民族性观念相一致，通过诸如忠诚、骄傲、归属、安全等心理因素，使个体建立起针对特定族裔身份的情感与忠诚。后者侧重于实践层面。在现代民族身份的建构中，国家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具体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从军事暴力和行政控制，到公民权的赋予和扩展，再到如官方语言传播这样的具体政策。因此民族国家其实是与民族身份同步建构起来的。

在国家建构的起步阶段，身份政治是一种革命性因素，主要扮演颠覆旧秩序、开创新生社会力量的角色，对于新兴民族国家起一种支撑作用。民族觉醒和身份建构都服务于民族国家这一新兴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这一革命性具体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部压迫，或者消除内部封建割据和部落势力的桎梏。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政治力量，身份政治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和催化剂，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二）成型阶段：国家认同与社会融合

在国家建构的成型阶段，身份政治仍扮演关键角色，但其主要目标转向稳固国民身份，包括加强国家认同与促进社会融合。现代国家建构总是面临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二是新的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虽然相互纠缠，但是在逻辑上却区分明显，甚至于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显然，第一个问题在国家建构的起步阶段已经得到回答，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成型阶段所无法回避的。

国家建构初步完成之后，新成型的国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仍需进一步稳固。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不乏争议和分歧。就如个体会遭遇“青春期”一般，新兴民族国家也会面临国民身份上的自我怀疑、摇摆与撕裂。新的民族共同体可能在国家认同、国家基本方向和主导理念等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内部分歧，有时甚至产生国家层面的“身份危机”，引发严重政治后果。这方面的历史案例很多，包括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如印巴分治（1947年）、苏丹内战（1955~1972年）等。早期西方国家也有如此经历，如16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17世纪的英国内战（1642~1651年），最典型还属19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这些历史表明，新兴民族共同体可能会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一旦引发国家认同危机，或许就是共同体的分裂，或许是用战争来决定国家方向。也正是因此，铸牢共同体意识才必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国民身份的稳固不仅在于观念意识，也依赖于社会融合，即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共享的“社会纽带”。尤其是在族群组成比较复杂并且各族群自我认同度都很高的国家，各身份群体间更需要培育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理念。典型例子如美国在1960年代前所采用的俗称“大熔炉”的国族同化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政治赋权、经济吸纳、社会福利及文化政策等。这些政策一方面继续巩固国家的主流身份认同，培育主流价值观与社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机制将外来移民、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等吸纳到主流社会中来。因此在国家建构的这个阶段，身份政治仍然是服务于国家认同的。围绕这一建构性的目标，能形成具体的施政机制及政策安排，促进国家认同与社会融合。

（三）衰败阶段：身份政治的激进化

与各类组织或系统的成长周期一样，国家也有成败兴衰及其背后的推动机制。当国家建构成型之后，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就开始减弱，相对的消极作用则逐渐显现。身份政治一旦激进化，更会挑战和撕裂已经稳定形成的国族认同，破坏成型的民族国家治理，并成为国家衰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而在当代西方国家，身份政治激进化已渐成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这种激进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身份政治成为政治竞争的主导性策略。身份政治过去主要是少数群体的抗争策略，但今天白人主流群体也开始拥抱身份政治，甚至从国家特性与国民身份危机的角度提出了“我们是谁”的疑问？他们彰显白人、欧裔、基督徒等西方传统的身份特质，以维护其主体地位。在身份危机意识的影响下，反移民、反建制、反智性的白人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白人群体开始激烈挑战少数族裔所推崇倚重的“政治正确”理念， 质疑曾被普遍信奉的多元文化论，转而要求新移民、少数族裔等在文化层面必须做出舍弃，以融入西方主流社会之中。

其次，身份政治推进了政治极化的加速形成。一旦党派竞争采取了身份政治的策略，非此即彼、敌我区分的思路就成了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在政党及其支持者之中，中间温和力量逐渐失去政治生存空间。当各派别都舍弃中间选择而拥护极端化的路线时，政治极化的状态就必然形成。近年来政治极化在西方愈演愈烈，衍生出“点名文化”（call out culture）、“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等新现象，即对不符合本方立场的言行进行“公众审判”与“集体抵制”，直至当事人在声誉、财富、职业生涯等方面遭受巨大损失。政治极化对传统的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模式造成了极大破坏，也冲击了西方选举中的“中间选民理论”，颠覆了其原有的选举文化，使得撕裂选民和负面选举成为一种常态。

最后，身份政治还导致了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全面恶化。身份政治所引发的撕裂和极化现象已经扩展到各个议题领域。以美国为例，在传统的种族权益之外，身份政治还囊括了宗教及言论表达（宪法第一修正案）、民众持枪权（第二修正案）、移民庇护（第十、十四修正案）、福利保障、性别权益等几乎所有重大议题，并形成一条“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鲜明身份界限。民主、共和两党也日益聚焦这一分野，成为两大身份群体的坚定代言人。这两大群体在各种议题上都针锋相对，决不妥协，其争论也多以身份标签、政治站队为依据，以至于在基本事实与逻辑层面都无法达成一致。由此引发的一个附带后果就是，诸如假新闻（fake news）、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后真相（post truth）这样的新术语在当前西方政治语境中的大流行。身份政治引发了持久、激烈的社会对立及撕裂。这种撕裂一旦冲击国民身份的基础，政策层面的补救措施就会趋于失效，国家社会也会被卷入到衰败进程之中。

三、政治衰败的理论与现实

（一）政治衰败的理论辨析

身份政治的激进化导致政治极化和社会政治生态的全面恶化。当既有政治制度越来越难以调和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时，国家就滑向政治衰败的境地。这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基础的典型表现。政治衰败发生在国家的基本功能层面，即无力缓和社会中那些“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与“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就讨论国家治乱兴衰而言，政治衰败的理念也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时期，中国儒家就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政体变革论，在其《政治学》第五卷中专门讨论政体的倾覆衰亡，后世也将该卷称为“政治病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体衰亡的主因是不同群体派别之间的“内讧”，由于不同群体对平等、正义理念持有不同主张，当其权利不符合各自的正义期望时，就会煽动变革，引发邦国内讧。

现代政治衰败研究兴起于1960~1970年代。在二战后近三十年里，许多新兴独立国家都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与秩序，政治衰败问题因此又获得学界关注，其中亨廷顿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他将政治衰败界定为原有政治发展的一个逆向过程，其基本特征包括：秩序不稳定，腐败和暴力丛生，制度衰退及政治瓦解等。政治衰败的基本原因是政治制度之于政治参与的巨大落差。社会经济快速变革使得新兴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同时社会流动阶梯的匮乏给这些新兴集团带来强烈挫折感，其经济社会诉求就转向政治领域；如果此时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发展不足，群体在政治参与中就会倾向于对抗与暴力方式，失序及政治衰败也就难以避免。

在政治衰败问题上，蒂利（C. Tilly）的研究聚焦于权力竞争者与权力结构变化。在讨论国家建构中的革命、冲突与集体暴力时，他认为冲突源于权力竞争者在责任、特权、公正理念等方面的诉求差异；而权力结构变化则涉及竞争者所获得的支持，政府压制竞争者的能力，竞争者与权力体制内不满者的结盟等。此外李普塞特关注维持政治稳定的问题，其焦点是在“民主秩序的条件”，比如经济发展、合法性、底层运动等。他也认为经济迅速发展可能引发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化的加速期，财富分配、教育水平和价值观等都可能促发阶级斗争，引起革命运动或极端主义。

政治衰败研究的主要洞见在于，它揭示了政治发展并非一个线性进步的持续过程。二战后，西方国家试图以经济援助推动社会变革，引导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但众多亚非拉新兴国家仍然长期饱受政治动荡之苦。这一事实表明西方政策在推动第三世界政治发展上的失败，证明了政治发展绝非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相反，政治发展包括制度与秩序的建立维护等都有其自身逻辑，在特定条件下更可能逆转为一个衰败进程。就此而言，政治衰败研究在学术分析与政策实践上都具有其显著价值。

（二）政治衰败的新聚焦：当代西方

长期以来，政治衰败仅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相关研究也集中于对亚非拉地区的案例分析。但这种流行观点仅是时代巧合外加视角偏差的结果。实际上政治衰败是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特定“病症”，其根源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中长期延续的结构化矛盾。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也在政策与制度层面暴露出各种结构化难题。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研究者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发达国家的潜在衰败可能，转而将政治衰败研究聚焦于当代西方。

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从西方政治运行的内部来审视衰败这一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普沃斯基（A. Przeworski）对政党体制与投票行为的分析，其研究对象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选举发展与长期变迁。他将政治衰败界定为选民在投票行为方面缺乏稳定性，具体涉及到选举投票率、政党忠诚度、投票偏好、代际变化等因素。西方国家的衰败是源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领域的“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效果，即社会群体不再将政党和选举视作政治参与和解决冲突的基本渠道，而转向更加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领域。

从政治现实来看，当代西方的衰败更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国际比重上。多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快过西方，经济实力的消长也影响到国际秩序方面。新世纪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加速变化，从个别国家主导向多极化发展。这也被视作一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以及一种真正的国际新秩序的诞生。与此同时，在历经“911”恐袭、金融危机、移民浪潮的持续冲击后，西方国家内部的结构化矛盾也不断累积。一些较为严重的方面包括贫富差距扩大、财政赤字高企、政治极化加剧、民粹主义盛行等，都给其国家治理带来明显负面效果，甚至影响到其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制度的有序运行。

对于当代西方的政治衰败，福山的观点是最为直率也最具批判性的。福山主要关注美国政治的持续性衰败，认为其典型特征包括行政体系的臃肿低效、政治精英的利益攫取及裙带网络的盛行。他尤其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关系失衡，即由行政、立法、司法、政党、利益集团等所组成的制衡体制日益转向一种以政治极化、彼此敌对、刻意阻挠为特征的“否决体制”（vetocracy），甚至造成最必要的集体行动也无法实施。福山还认为制度的过度稳定性是政治衰败的根源，美国的衰败就在于其政治制度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原因涉及非理性的“认知的僵化”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力量操纵政治规则，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阻止社会参与，巩固精英攫取的权力等危害。这两者的结合就会阻止制度革新，并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破坏。

政治衰败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领域的制度功能障碍，即治理体系紊乱所引发的治理能力退化。经济社会技术等外部因素可能扮演某种触发角色，但这些因素需要依赖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制度安排，比如选举投票、政党关系、社会参与等发挥作用，才能影响到政治衰败的实际进程。因此政治衰败的可能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它同样可能发生在发达的当代西方国家。这一点正如亨廷顿所分析的，政治的发展或者衰败与经济发展进程各自独立。将经济增长视作避免政治衰败的必然屏障，恰恰是西方战后外交政策的盲点所在。相应地，将西方国家排除在政治衰败的可能性之外，自然也是遵循了同样的错误逻辑。

四、西方政治衰败的机制解释

（一）外部环境转变：技术革新、全球链接与内部不平等

在当代西方，政治衰败的发生有其外部环境与内部制度上的两层触发机制，而将这两层机制联系到一起的就是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第三波兴起。政治衰败的外部触发机制源于环境的转变。这一转变始于约上世纪60年代，大致覆盖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延伸至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其特征是信息技术取代工业技术主导生产力发展，并塑造出“后工业社会”或“网络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该转变以技术革新引发生产力巨变，进而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带来决定性影响。作为自19世纪晚期电力普及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生产力革命，这是一场结构性的转变，更是一个贯穿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全局过程。

首先，技术层面的变化集中在信息科技领域，包括微电子芯片、电脑、通讯、光电等一整套技术，涉及信息数据的解码、操纵和重组等，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要素。在移动设备、高速网络和复杂算法所组成的高科技信息系统中，发展出了信息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信息科技对于生产力的贡献度不断提升，其远距离实时性的优势极大降低了沟通交易的成本，更大幅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信息科技给传统人际沟通引入了某种“时空压缩”（time space compression）效应，即现实意义上的“天涯若比邻”。

其次，信息技术影响到经济层面，使得经济全球化加速形成。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空间距离一直是全球经济交往的最主要障碍。到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全球链接才得以成型。在产业链构建和企业内部分工上，在生产组织、市场营销及人力资源层面，经济体系得以真正在全球尺度上展开。在这一巨大尺度的经济体系中，得益于其交易成本与生产效率，跨国巨型企业成为了最大赢家。全球链接不仅是一种客部现实，也是社会主体所主观期望的一个比较优势。无论是组织或个人，能够进入全球链接的经济系统就意味着接入了最大的市场，也才能获取最大的价值回报。

最后，技术经济变化影响到社会层面，使得西方国家的内部不平等加剧。经济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社会改造力量，它不仅给全世界带来统一的商业规则，还引发价值、规范乃至品位的趋同性。在社会变迁方面，这也是一个现代性穿越国家、区域及社区传统边界，在全球范围的深度扩展过程。全球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竞争都在更小的尺度单元间进行。这一新竞争格局导致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结构性转变：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传统南北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不平等的加剧却主要发生在各个国家内部，即主要决定于特定区域、城市或社区能否接入到全球链接之中，能否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成功。

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给当代西方国家带来最深远的影响，并为其政治衰败埋下伏笔。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不平等状况是逐渐缓和的,但恰恰是在1970年代以后又重新加剧，自新世纪以来愈发严重。以美国为例，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10年代的45%~50%下降到1970年代的不足35%，到2010年又重新上升到50%。贫困、失业、赤字、犯罪、社会冲突等过去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如今在发达西方国家也频繁出现，其危害还波及到传统主流群体。反讽的是，经济全球链接中最受益的区域和群体也是在西方国家。这一局面必然加剧其国内阶层差异和社会分歧，在理念、政策及体制层面引发强烈震荡与自我怀疑。至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也就得以充分展现：一场信息科技的革新促成了经济全球链接，进而引发西方国家的内部不平等加剧，这一贯穿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全局性环境变化也就成为其政治衰败的外部触发机制。

（二）政治主体的错误回应:身份政治、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西方国家却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回应。外部环境因素被引入政治系统内部，引发了制度层面的后续影响。新的社会不平等改变了西方社会的传统阶层结构。在过去，西方社会围绕中产阶层主体，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性的“钻石型”社会结构。但如今传统中层日趋瓦解，裂变为新的资本特权与工作阶层，二者之间的阶梯通道也大幅收缩，畸变为一种“双钻石”结构。在白人群体集中的制造业、初级服务业及农业领域，相关行业岗位在全球链条中被转移外包、被涌入的新移民占据或者被新科技直接摧毁。面对困境，这些白人群体中形成一种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在美国，这一危机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拉美裔化、民族和性别属性以及世界主义等思潮对所谓白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冲击。

在整个西方，这一带有种族及宗教背景的危机感也是普遍性的。认同危机感驱使困境中的群体选择了身份政治这一错误且危险的路径。如前文所述，身份政治迥异于分配型政治，是从“平等”转向“承认”，从实现“融合”转向构建“差异”。第二波身份政治还属于传统左翼运动，当时白人主流群体掌握社会主导权力，以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当然主人自居，其主体身份意识也潜伏于看似包容性的体制架构之下。但是第三波身份政治已波及白人群体自身，外部是“他者”文明崛起所带来的国际秩序转型，内部则是长期移民所引发的人口结构转型，二者合力挑战了白人群体的传统权力地位，并驱使其拥抱身份政治，以强化其“西方式”的身份特质。

在现实层面，这一波身份政治集中表现为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一民粹主义对内鼓吹宗教保守主义和反智主义，抵制平权和强化身份歧视，严重的还包括针对所谓“文化缺陷”的现代种族主义；对外则奉行单边主义，以霸权方式处理国家间分歧。然而，很难从既有的理论视角来准确界定这一现实中的民粹主义。以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单一的经济、种族或职业变量都不足以描绘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但是该群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及对未来的忧虑。在这一混杂的“胜选联盟”中，有高比例的白人与宗教保守派，也有大量小企业主、会计及药剂师等专业人员；既有失业的“锈带”蓝领工人，也有年入五万美元以上的收入群体。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西欧。就法国极右民粹的国民阵线来说，其支持者的主要特征集中在男性低学历、天主教保守主义、质疑全球化和欧盟等几个方面。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只能从负面视角去加以界定，很难确认民粹主义究竟支持什么，但可以明白其反对什么。事实上，它反对的就是前文所述的贯穿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全局性变迁。在这一变迁中，不同群体遭受了维度不同的冲击：在经济上是工作岗位被新技术或全球化所取代，收入水平被新移民所拖累；在宗教上是信仰习俗被世俗文化侵蚀或被异教文明挑战；在社会文化上是传统价值被后现代主义所质疑，原有社会地位被挑战和取代等。正是在这一多维冲击下，类型各异的群体向民粹主义这面杂色大旗汇集，寻求一种自我期许的抵抗与保护，试图抵抗之前数十年的历史巨变，也试图保护或恢复其曾经拥有的特权。因此，民粹主义代表一种历经挫败，感受到危机，极力寻求恢复某种“昔日荣光”的社会政治思潮。

排外民粹主义的兴起促成了政治极化的形成。传统的左右翼都将政治斗争焦点从利益分歧转向身份差异，凸显自身的文化、宗教及种族属性。在左右翼内部，秉持身份政治路线的民粹派都处于快速上升势头。美国仍然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激进派别的影响力都在上升，两党也愈发不能维系传统上基于政策妥协的党际平衡，而都去寻求某种全面彻底的改变。二者的差别只不过是方向相反，一个是更积极地倡导技术革新和全球链接，加速推进平权与接纳移民；另一个则反向行之，强调美国优先，鼓吹传统价值与身份纯正。简言之，就是一个展望向前，认为希望在未来；另一个则回顾往后，要往过去重拾荣光。这一区分可以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两任总统的竞选口号上。2008年民主党的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的信念是改变”（Change We can Believe In），2016年共和党的特朗普的竞选口号则是“让美国重新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这两位总统在本党的初选中都属于边缘角色，在胜选后也被视作各自政党中激进势力与反建制的代表。

在2020年大选中，美国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凸显。在黑人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暴力抗议浪潮中，左翼“反法西斯运动”（antifa）被保守派甚至特朗普总统本人视为“国内恐怖组织”，右翼团体也发展到组织民兵武装，试图绑架州长、发动内战的程度。左右翼的关系日趋极化，由过去的竞争者（competitor）转为对手（adversary）乃至升级为敌人（enemy）。这就从价值理念到规则认知，再到行动方式上都带来决定性的撕裂。所谓“美利坚分裂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n）正是对这一撕裂的形象比喻，也是政治极化现象的现实呈现。

（三）内部制度障碍：治理体系、国家能力与政治衰败

应该如何解释身份政治在西方的激进化发展？面对外部环境的转变与困境，为什么西方政党不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而是在国内外寻找“替罪羊”，甚至不惜将整个社会引向撕裂和极化？这一答案植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本身，即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的竞争性民主体制。这是一套立足于竞争性选举，包括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权力分立体制、权利放任理念等在内的一整套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了身份政治激进化和制度运行失灵，也构成了政治衰败的内在触发机制。

以美国独立（1776年）与法国大革命（1789年）为标志，自由主义的竞争民主体制在西方也就经历了不到三个世纪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工业化转型及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客观来说，西方所选择的这一政治体制在融合族群关系、缓解阶级矛盾方面的确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发展转型期，自由主义竞争民主体制的关键优势在于以竞争性选举吸纳社会参与，以大众型政党引导利益妥协，同时以权力分立与自由理念来保障个人权利。由此公民的权利和参与得到满足，国家也凭借资产阶级大众政党汇集权力，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进步。简言之，西方体制是以个体与竞争为主导，以党派与妥协为辅助，从而实现了某种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

但是这一体制发挥作用依赖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即全社会共享的国民身份认同。在个体与竞争主导的体制中，在自由和权利优先的理念下，利益冲突的群体之所以愿意妥协，甚至于接受“非理性”的自我利益让渡，其根源就是能将竞争者视为国人同胞；同样地，政治对手之间才能建立起同理共情，在行动层面尊重共同规则，达成相互妥协。然而就国民认同来说，源自身份政治的挑战恰恰是最危险的。左右两翼的身份政治浪潮不仅强化了传统的阶层分歧，更触动并正在瓦解双方所共享的统一国民身份。这样，党派冲突不仅是围绕具体的政策及利益，而是升级为争夺谁是国民身份的真正所有者。

因此在当代西方政治极化的背后，真正的危机是国民身份的日渐脆弱，而自由主义体制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推动角色。首先，西方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给了激进主义充分的政治成长空间。西方各政党经由竞争性选举来争夺政治权力，选民的投票偏好决定着政党的理念与政策走向。传统政党为了政治生存与发展，必须容忍接纳激进势力，而新兴政党更主动引导甚至培育激进势力以扩充其选举基本盘。同时西方政党都是大众政党甚至全民党，对成员持一种“开门迎客，多多益善”的态度,党员门槛很低，党纪也流于形式，即便是政党的分裂、重组与新建，也只受金钱选票等约束。这种政党和选举制度就给激进势力进入政坛并获得影响力留出了一条“快车道”,实际上这也是各国民粹主义能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其次，权力分立体制给了激进主义充分的政策施展空间。西方的权力分立体制主要表现为横向三权及纵向各级政府间的相互牵制。本来，传统政党也试图以制度规范、资源调配、意识形态甚至联盟等方式来约束激进势力,但权力分立体制使得以上尝试都难以奏效。该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否决政体，从制度上就有利于阻挠而不是协作。即便激进势力规模较小，不足以推进极端化议题，但在充斥否决点的分立体制中却有足够的制度空间来阻挠主流派的施政。即便是在公共安全、大众教育、卫生防疫等关键性改革领域，这种否决体制依然运行无碍，并造成一种“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恶性政治生态。

最后，权利放任理念给了激进主义充分的社会生存空间。在西方社会，权利放任意味着个人权利优先至上，也是整个西方政治默认的意识形态基础。权利放任虽是一种社会理念，但是从习惯、伦理规范等广义规则来看，也属于“内在制度”的范畴。这一理念既得到法律的明确保障，也植根于大众生活。权利放任理念为西方社会带来的好处是多元化与容忍度高,但也带来巨大的副作用，比如集体意识淡漠、个体责任缺失以及激进言行泛滥。在个人权利的掩护下，极端思潮在社会中任意传播，激进主义言行也就有了充分的生存空间，在言论方面有种族主义观点、仇恨言论、政治阴谋论等，在行为方面有枪支暴力、网络犯罪及失控的选举献金等。最新也最凸显的例子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西方年轻人拒不执行政府防疫禁令，以至于世卫组织都要发布专门警告，告诫其行为要顾及“其他人的生死存亡”。

激进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叠加结果就是政治极化，这给国家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在理论界，西方国家能力与制度绩效问题被长期忽视。学术界将自由主义体制的普遍有效性视作当然，实践上西方各国则全力推广该体制，包括输出到贫弱的后发国家及内战冲突国家。然而，这一强调个体自由与权力分立的制度是否真能帮助这些困境国家？是否真能在具体政策领域解决问题？相关回答必须正视国家能力问题，并以此来检验特定体制的实际绩效。随着西方在中东、非洲等地的“战后重建”计划受挫，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国家能力问题。自由主义的分权体制（power-sharing institution）是否有效？其机制安排会带来什么影响，又依赖哪些潜在条件？这些问题也逐步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思维羁绊，得到真正经验性的考察。

实际上相比分权体制，对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来说，国家能力才是一个更具普遍适用性与实践价值的制度要件。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一关键制度要件已经在其国家建构的早期阶段大致完成。纵观历史可知，国家能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国家能力涉及两大类，即国家如何确保其自主性的专政权（despotic power），以及如何渗透社会以实施其决策的掌控权（infrastructure power），后者仅在工业化国家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就实践来说，国家能力则涉及三种权力，即强制权以实现国家的外部安全和内部秩序；汲取权以获取税收和金融资源；行政权以确保官僚体制的有效管理。

当代西方的政治衰败集中体现在国家能力的持续退化上。政治极化使得国家权力成为恶性政治竞争的目标，国家自主性被社会内部所侵蚀。经由政治游说、竞选捐献等方式，国家机构被其所监管的商业社会组织“俘获”，长期赤字、犯罪高企等问题又严重影响国家对社会的汲取和渗透能力。国家能力退化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源自制度的供给端，即被长久诟病的否决体制，使得组织紧密的小群体拥有足够的否决点来阻碍变革；而多数派却由于这种体制漏洞再加上“搭便车”现象，就无力压制作为分利集团的小群体，也无法将社会共识转化为政治意志以推动改革。另一种是源自制度的需求端，即自由主义体制的民粹化。一方面对立的社会群体提出各种竞争性需求，并通过简单的选票比拼来决定胜者；另一方面政治极化又让国家机构陷入自我掣肘，这就形成一种无力解决却又任意抛出议题的应对模式。各政党在重要改革上无力作为，但迫于选举竞争又要对激进化诉求照单全收，于是就只能耍弄归责游戏（blame game），或者空喊民粹口号而凸显对立。

一边是治理体系必须接纳四面涌出的社会需求，另一边治理能力却无力应对。当需求和供给，体系与能力长期无法匹配时，整个国家治理也就处于持续失衡状态。因此从制度分析上说，当代西方陷入了一种国家建设需要与民主负责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身份政治及政治极化放大了自由主义体制的劣势，也大幅提升了这一紧张关系的程度。当政治极化难以形成妥协时，民主负责制的外在压力就处于压倒优势，国家建设的内在需求自然居于完全下风，国家能力随之逐渐削弱，政治衰败进程也就此开启。至此，我们可以厘清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一个基本路径：它开启于外部条件的转变，技术革新与全球链接引发了国家内部的阶层分化，既有的国民认同基础逐渐动摇，使得身份政治应对滑向政治极化；政治极化再与自由主义体制相互震荡，充分放大体制劣势，导致国家能力持续退化，并步入政治衰败的方向。

五、余论：对身份政治的再审视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社会思潮之一，身份政治不仅盛行于西方，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上升势头。因此需要在基本概念层面对这一思潮进行再审视，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去评估其意义。

首先，身份政治的理论出发点是指向解放的，但反而造成了对进步政治的消解。这是源于身份政治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理论盲点，即用身份完全替换了阶级阶层视角。实际上左翼和右翼的身份政治都是指向不平等和不公正状况，即便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立论基础也是其自身所感受、认知的某种不公正，虽然这种感受认知可能存在错误偏差，其应对之策更是矛盾且无效的。但是，身份政治高度关注身份层面的差异性，强调自我认同与群体区隔，而无视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源生产及分配结构。因此，身份政治将其视角始终局限在文化上层建筑，甚至自身成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一部分，而无法引向真正基础性、制度性的变革。这就使得身份政治在理论上告别了传统左翼进步政治，也大大消解了其自身的进步力量。

其次，身份政治的实践指向是反对不平等与群体压迫，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这一局面，这是因为身份政治的实践具有一种自我分裂的趋向。身份政治具有强烈的文化建构性特征，在其实践中总是不断形成新的认同和行动主体，包括从原有反抗群体自身中分裂衍生而出的主体。商业社会和大众媒介的发展更使得身份政治脱离传统的、相对稳固的种族和族群领域，拓展到广阔的大众文化消费领域，使围绕特定的单一议题也能筹划身份政治的丰富实践。因此身份政治的总体视角虽然不断扩展，但其根本性的行动能力反而弱化了。身份政治总是在构建自身内部的差异性和争议性，而无法塑造一个持续有效的政治行动联盟，也无法建立稳定化的政治意愿和行动力，这也是身份政治在当代西方导向政治衰败而非政治进步的基本原因。

最后仍需强调的是，对身份政治的审视必须放在国家建构的总体背景中。各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均表明，身份政治对于国家建构的进程具有根本性意义，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角色。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初期的国家建构受益于身份政治的正面作用；在对地方主义、内部族群认同的整合方面，身份政治的作用也是常规的经济、社会和强制政策都无法替代的。但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思潮，身份政治同样也可以被用于阻碍国民认同。尤其是在国家建构进程基本完成，国民主体已经掌握政治经济权力之后，身份政治却可能被用于从文化层面来瓦解这一主体，从而成为各种分离主义的有效武器。在本文所讨论的外部环境转变中，身份政治对国民认同的冲击已经是普遍化现象。这一现象泛滥于当代西方，但同时也值得所有民族国家去反思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