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政治学在中国有着厚实的人文传统。我国传统政治研究偏好于对政治现象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进行理论思考，致力于“为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行为框定终极意义和规范价值，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故而，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的政治研究重伦理、重道德、重人际关系、重内圣、重修养。西方政治学也表现出了鲜明的人文底色。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到：“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近现代以降，政治权力、国家成为人们理解政治的主要维度，随着理性主义的张扬，政治由追求人的自由扩展转化为管理人的工具。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客观化”和“上层化”了的政治使众人远离通往美好生活的古典意义，现代政治学不知不觉成了国家之学、官府之学、统治之学、管理之学，从而淡化了对人的关怀初衷。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分工日益精密、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迅猛推进的社会背景下，强烈的人文气息主导政治学发展未必就是幸事，现代化和理性化进程中所积聚的各种矛盾造成了诸种危机，一种专门性知识而非一种文人的“浪漫”情感才更利于问题的纾解。

这几对不同学术观点间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上的“共识”是很难研判的，当前不少研究还是反复重申某一种学术立场。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不可能只强调学术而脱离政治，不可能只专注科学而忽视人文，不可能只关注本土而无视国际，反之亦然。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看，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受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影响。同时，既然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理应坚守作为一门学科固有的学术底线。因此，政治性和学术性在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存在张力，但是这种张力是不可能祛除的。从本土和国际的关系看，至少在目前，很难否认本土化理论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更难否认中国政治学打造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必要性。从人文和科学的关系看，学者在争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何为主位之时，更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是两者都比较薄弱，政治学研究的科学精神日益得到学人们的重视，但政治学内含的人文关切未见增长。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在政治学研究中都不可缺少。综上所述，这些争论带有一定的“虚假”性质，过度争论反而会消耗学界的精力和资源。

事实上，诸多不同争论实质上关切的是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生产中的价值取向问题，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必要性。本文认为，如果各方学者将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何以强化理论供给上，显然更能避免讨论中的注意力分散和无谓的资源消耗。同时，政治学话语缺失，没有足够的理论积累和成熟的原创性理论也是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没有改变‘先天不足’的现状，对政治学基本范畴还缺乏深度系统性与学理性的阐释，还没有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模式。”当前，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和科学之争虽然或多或少涉及了我国政治学理论生产问题，但这些讨论多关注立场、态度等主观问题。事实上，我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之缺陷虽然关涉主观意识问题，但主要还是受制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这一客观因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轨迹证明了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久久为功。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潘恩、汉密尔顿，再到近现代的孔德、哈罗德·拉斯韦尔、罗伯特·达尔等政治学者，诸多大家对不同时期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入探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才奠定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学术地位。中国政治学目前面临的理论供给不足问题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成因。因此，分析中国政治学当前的处境显然需要对中国政治学作一项学术史梳理，以揭示其历史底色。

三、溯源与省思：“务实主义”与中国政治学的生长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政治理论，这套理论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之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但与西方古代政治学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没有学科化和理论化，并带有鲜明的务实特质。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古代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大国。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对社会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或支配作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古代思想家们只能研讨在巩固君主绝对权力之下何以“为政”、如何“治平”之问题，这与西方古代政治学所具有的开放性、批判性、创制性有着显著不同。二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大多都属于士大夫之列，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其容易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提出的政治学观点多有封闭性、御用性。“他们(士大夫阶层)是从西周春秋宗法封建时代‘士’与‘大夫’承袭演化形成的，处于贵族的最低等级，君主之下，庶民之上，不管是封建士大夫，还是帝国士大夫，都集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于一身。”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政学相通。如钱穆先生所言：“可见中国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故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强调经学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的面向。这正是中国传统著述的特点，政治家、儒者的一套政治学、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在其经解或者史论之中，而不是单独的政治学著作之中。

近现代以降，志士仁人们为救亡图存，大力引入西学，力图改革政制，掀起西学东渐之风。林则徐组织编纂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一批介绍国外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著作，成为现代政治学在中国播撒的“星星之火”。从1899年《清议报》刊登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为起点，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政治学开始进入晚清学人的视线，晚清学人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学的体系进行糅合，并立足个人的政治主张加以重构组合，进而塑造出一个政治宣传目的明显、学科架构较为清晰的近代政治学学科体系。20世纪初新式教育机构中设置的政治学科，无论是借鉴有鲜明国家学色彩的日本学制，还是援引带有实用主义及科学化取向的美式学制，都彰显了服务现实的明确目的。1905年兴办的直隶法政学堂之宗旨就定为“改良直隶全省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1923年燕京大学设立政治学系之办学宗旨是“为政府培养内政、外交人才，为国家培养领导人才”。

1926年，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民国政治学家将国民政府视为彼时中国之合法性政权，他们讨论的主要对象和框架转向国民政府的立国理念和政治制度。此外，由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现实紧密相关，民国时期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关键期，各派论者均投身于论著的编撰事业，形成欧美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几种论述体系。活跃的学术氛围并不能掩盖民国政治学研究的弱点。其时多为政论体裁，专业论文较少，专业期刊更少。政治学家们更多依靠政论文章引介西方学说、品评国内外时事，他们“一方面在大学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来参预社会变革”。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似乎是政治活动家角色胜过学问家角色，他们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宏大问题。同时，民国的政治学社团不仅是政治学家的组织，更有很多政治家的身影。比如，模仿美国政治学会成立的中华政治学会，会内不仅包括政治学者和政治专家，更有政府各类人员加入。1915年至1937年的22 年间，“共有陆征祥、颜惠庆、胡贻榖、顾维钧、张煜全、胡适和王正廷担任过会长，他们大部分都有留美背景，而且大都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

将焦点调回当代中国，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是实践引领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伴随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而产生的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要求政治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迫切作出知识供给，由此为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提供了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需要回应国家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政治学因此全面活跃，致力于为国家战略问题出谋划策，迅速步入“学以致用”的发展道路。由于现实强化了政治学与民主建设、体制改革的联系，所以，一段时间内政治学几乎可以与“政治体制改革学”划上等号。但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一时盛行拿来主义，虽有学科之形，但未构筑学科之魂。这种不太稳健的成长虽有活力，但对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有伤害。中国政治学随后的发展和中国政治发展仍然是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政治文明概念很快成为学界瞩目的话题，此时相关学术作品不断涌现，如《政治文明论》《政治文明：历史维度与发展逻辑》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国家治理”开始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热点，大量的基金项目、期刊专栏、学术论坛、课程设置和数据库建设，均聚焦于“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主题，过去5年关于“国家治理”的学术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

中国政治学学科标识的建构路径也是实践导向的。中国政治学的前身是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教育。中国政治学恢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前者有所甄别，打造自己的学科标识。政治学为了与之区分，因此格外注重考察实际政治制度和运作机制，以把握其规律。因此，中国政治学重建的基本路径是“实证性”的，经验取向的。这和西方政治学的渊源大有不同。虽然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定位为一门“实践学科”，但亚氏在重视政治学的实践特质的同时，也关心“理想国家”的至善问题。欧洲内部的几个政治学传统虽有差异，但都注重生产理论。“从国别上讲，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哲学取向、历史取向和科学取向的混合，德国的政治学研究思辨色彩更重，法国的政治学研究则主要沿着行政法的脉络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