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借鉴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学的指导理论，但从学术体系看，当代中国政治学实际上是以西方政治学为基础的。因此，中国政治学带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中国政治学发展习惯尾随西方政治学；另一个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习惯采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两大特点在特定时期助推了中国政治学的确立、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及其限度，在对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首先，切不可用西方政治概念来生搬硬套式地概括和阐释中国经验，必须认识到西方学术概念的限度；其次，可以创造性转换西方政治概念，以代替域外政治概念，并明晰其在中国语境下之准确概念定义；再次，要将西方概念与本土经验联系起来，在对两者进行糅合的同时对西方概念进行“扬弃”，锻造出符合中国政治具体实际的政治概念；最后，概念转换要注意去意识形态化，以与中国政治发展与治理创新相兼容。

五、总结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滞后于政治实践的矛盾日益凸显。既有的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与科学为主题的政治学转向讨论对于学科发展颇有益处，但过度偏执一端的讨论带有“虚假性”，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消耗。这些论争实质上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应该转移到如何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士大夫阶层的依附特性和政学相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务实主义传统，清末民国期间的救亡图存任务使这种传统得以延续。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发展的时代际遇使这种传统继续传承，而不健全的科研体制加剧了学术研究中的务实主义倾向。为了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健全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鼓励校企合作的横向课题研究，需要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中遵守研究规范、研究规律和道德操守，需要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中汲取养分。

本文基于务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的成因，因此提出的转向策略是较为有限的。事实上，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全方面的考虑。例如，还需要考虑到学科设置和跨学科交流等方面。首先，需要优化政治学内部的学科设置。人才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基础和前提，人是研究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主体。为了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深厚历史基础的人才，必然需要健全科学的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如果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政治学的教材体系日渐健全，与此同时，也应该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改革开放初，中国政治学为重建学科标识，刻意拉开和国际政治的距离，造成如今中国政治学各子学科间交流甚少: 研究国内政治的不关心对外关系，研究中国外交的不研究国内政治。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往往都是作内政、外交一体化的研究。因此，通过健全学科体系将两者联系起来至关重要。在将来，虽未必会有作为独立学科的世界政治学的出现，但可以通过其他交叉学科的设置，使得中国政治学者自觉运用全球视角来解读国内政治问题。其次，需要处理好政治学和其他的学科关系。未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意识，重新勾连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借鉴和吸收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例如博弈论的运用直接导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分析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再如孕育于社会学的“社会治理”概念也被引入了政治学。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对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强化“四个自信”意义重大，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而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能力是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反思和总结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归纳和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仅仅是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的起点，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需要政府、政治学人和社会各界的长久努力，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永无止境。

（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承禹，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