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政治学人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不仅源自学科成长中的历史烙印，还深受当代中国的体制环境影响。“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完备，具有很强的吸纳整合能力和主动干预倾向，会从立场、观点、方法、表达形式等多个维度，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全方面的规范。”以最能影响学者研究方向的课题资助来源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中央各部委等政府部门，中国科协等事业单位，以及上述主管部门的垂直下属部门是社会科学科研工作者获得项目资助的重要来源。尽管有一些横向课题，但并未也不可能成为学界获取项目的主流。原因在于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如经济学那般契合市场的需求，此外，科研项目早已成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和科研考核的基本指标。毫无疑问，这些项目自然是值得研究的国家和社会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但官方主导的项目供给模式也存在基础理论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官方资助的课题实用性较强，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基础研究议题可能因为热度不足而难以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指南。俞可平曾指出，自己所做的那些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并未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还有学者的研究显示，当前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数占总立项数的比例在下降。

四、转向与策略：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侧改革”

政治学理论是基于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对个人、社区、地方乃至国家层次发生的现象、行为或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解释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政治理论具备周密性、纵深性、前瞻性等特质，不仅是知识积累和范式演进的动力和基础，也是理解政治现象的强大工具，还可以为政治实践提供有力引领。具有实践偏好历史传统的中国政治学的既有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转型、分化的中国社会，面对出现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话语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只有补齐理论建构不足的短板，才能精准回应和指引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或政治思想总是和彼时的社会、政治及学术环境有密切关联。古代中国政治学的务实主义传统受到封建帝制的政治引领、知识分子的依附性、政学相通等文化传统的影响。晚清民国时期，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现实诉求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务实主义倾向。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发展和学科标识的确立都是实践导向的，使这种学术传统得以延续，而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务实特性。通过历史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爬梳出塑就中国政治学务实主义倾向的关键变量，一是务实主义学术传统，二是科研体制。因此，扭转中国政治学的过度务实主义倾向，需要优化科研管理体制，还需要从学术共同体内部改造传统的学术研究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再谈论强化政治学理论供给的操作技术才有意义。

（一）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优化科研体制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科研经费的分配、资助和管理体制，提出把社会捐助作为政府资助的补充。首先，需要优化官方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中国的科研管理、资助体制始终是政府主导的，政府需要加大对政治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目前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相比获得的资助相对较少，应不断扩大对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此外，科研管理流程要符合理论创新的客观规律。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逐步引入美国式学术评价标准，产出周期长、影响因子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方法驱动的经济学、统计学学科相比，显然没有优势，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三世界”，不利于学术的长远发展，诱使大部分学人转向产出快、产量高的研究领域。因此，基础理论类课题的申报、检查、结项过程的评价指标设置应富有针对性，资助方应对理论创新过程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包容性。中国政治学亟须探索和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其次，鼓励横向课题为载体的校企合作。众所周知，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能够在世界上居于领导者地位，正是因为它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强大的资金资助。事实上，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允许高校拓展横向课题，但由于政治学往往关注于“庙堂的学问”，导致和市场接轨能力较弱。政治学在专注核心议题的同时，也需和社会组织、企业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不仅是政治学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更是为自身发展拓展空间和挖掘资源。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和恒源祥集团的“制度与习惯”联合课题是校企合作的成功典范。课题将制度与人类习惯的内在联系作为研究重点，包括制度与思维习惯、制度与社会习惯、制度与生活习惯、制度与工作习惯、制度与娱乐习惯五个子课题，课题既利于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也利于企业开启“品牌文化”的探索之路。围绕受资助的课题，成员取得了诸如《晚清“制度与习惯”的因应变革模式》和《多元的习惯与折中的制度——以伊朗案例管窥》等政治学成果。为了激发高校开展横向课题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允许和引导高校在职称评定标准中逐步承认横向课题特别是产生了高质量成果的横向课题。

（二）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强化学术自律

学术自律是学界持续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知识的重要条件，学术自律既体现为尊重前人的研究，遵守知识生产的规律，又秉持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关怀，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

一是遵守知识生产中的基本规律。首先，需要细致爬梳、反思、批判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提出问题、界定概念、运用方法、分析论证到写作表达都应遵守社会科学的基本学术规范，而且经过科学分析、严密论证、严谨逻辑呈现的研究结论应经受得起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二是避免知识生产中的急功近利。在重视政治科学和经验研究以及强调学术分工和科研产出的同时，也需要认真关注政治的价值取向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众多政治思想家都把政治生活之价值置于社会构造和发展的核心地位。政治学强调的这些价值取向对于人类的政治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专业化”已然成为学科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趋势和现实，但政治学研究理应持续关注这些基本的价值问题和方向问题，这既能促进学科的良性发展，也能助推实际政治的发展。

三是警惕知识生产中权力的过度干预。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过两种相关传统，一种是君王向学者寻求政治意见的传统，另外一种是君王一意孤行、乾纲独断的传统，后者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正是在这种悠久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形成了权力支配与接受权力支配的议政定势。此般思维习性沉积下来，“为权力着想、循权力谋划、被权力所用、受权力奖惩，似乎成为政治思考的当然轴心”。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在关注政治实践的同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学术独立与自主，基于客观的研究和内心的良知，审慎公正地给出关切社会利益的知识性方案。

（三）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挖掘思想资源

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原创能力以充分发挥其“引领实践”的能力，并使其不再困顿于“朴素的经验主义”和“过度的务实主义”的研究泥淖之中。具体的解决之道蕴藏于中国政治学的思想资源之中。

一是吸收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务实主义传统之下，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说体系和学科体系，但中国古代不乏伟大的政治思想和思想家。这些思想可以成为充实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张维为援引《盐铁论》以论述国有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功用。潘维通过解读“民本传统”，力图描述出中国的民主传统。还有一些研究者显示出更为远大的学术雄心，他们尝试以儒学为根基，重塑国家德性和民族精神，进而实现宏大的知识体系结构。中国政治学人必然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熏陶，但完全立足于传统政治思想来阐释当代中国政治也是不妥当的。因此，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政治学既要继承和发扬，也要具有批判意识。

二是总结当代的中国政治实践。当今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亦是理论创新的时代。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创新，研究方法的选择影响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石。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新方法理应与以往的旧路径相反，贴近实践和经验，对政治实践进行直接的现场观察与理论概括，提炼出蕴藏在实践和操作层面的政治知识体系。此外，还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分析和比较，最终提炼出更有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政治学新理论。首先，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提炼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某种舶来理论的框套。因此，伟大成就背后隐匿的现实基础、决策过程、效果评价等需要中国政治学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并供给更为丰富璀璨的思想资源。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炼理论。目前的“四个意识”“四个全面”的表述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库”。但当前政治学一些陈朽的概念和老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发展的新风貌、新气象、新风采不相匹配。中国政治学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实践的新动向，对崭新的政治现象进行及时精准的追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