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中亚”指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国家。中亚五国是连接亚欧大陆的走廊，自古以来既是联通中西的商贸之路，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通道。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使中国与中亚的未来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哈萨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是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亚已经成为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地区。要使“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行稳至远，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耕细作”，增强中亚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合作视角入手，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所谓社会合作视角下的国际合作，是指在国际合作中关注对象国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焦点问题以及重要人群的发展需求，并在开展经济、人文、非传统安全等合作项目时主动回应对象国的社会需求，使社会力量更多的参与到国际合作中，并从中得到“获得感”。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中的理论优势与舆论阻力

相比霸权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全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理论本身更具有感召力。霸权秩序催生了全球范围内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治理危机。由资本扩张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资本全球扩张伴随着霸权主义的延伸，使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不断固化，继而激化了国家间冲突；全球化发展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而全球层面的资源分配却掌握在少数强国手中，霸权国将自身的经济危机输入全球的现象屡屡发生，导致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的单极文化观使不同文化族群难以走向和谐共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追求以人类共同安全为发展目标；追求包容、可持续的发展观；追求平等、开放、包容的合作观；追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多元文化观；追求美丽、清洁、绿色、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正确义利观等新型理念反映了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凝聚了各国人民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对于中亚而言，中国是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经济发展计划能够无缝衔接。“正确义利观”所包含的“搭便车论”“跨期收益论”以及“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甚至只予不取”的“予取论”都高度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深入宣传“正确义利观”，必定赢得中亚社会对于“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

然而“霸权秩序”仍占据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部分国家的媒体报道中存在“中国威胁论”，包括经济上的“新马歇尔计划论”、政治上的“谋求地区霸权论”、安全上的“债务陷阱论”、文化上的“朝贡体制论”、制度上的“中国模式输出论”、环境上的“污染转移论”等。这些报道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行性，怀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外交辞令“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面临相似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中亚，通过其强大的媒体影响力以及大规模的公共外交活动影响中亚社会的对华舆论。过去20年间，中国对中亚贸易额增长了24倍，成为中亚国家商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亚国家重要的外资来源国。然而，西方学者把中国塑造成“黑心商人”形象，例如宣扬环境威胁论，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合作项目会破坏中亚脆弱的生态环境等。中亚国家多通过第三方媒体了解中国，因此产生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例如认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不够等。对于本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大多数中亚媒体进行了积极报道，但少数报道也存在着认识偏差。例如有报道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亚国家而言就是接受中国投资、完成中国订单，并未对当地产生深层次利好。

如何使海外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霸权秩序的差异？这是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所需要跨越的难题。

二、以社会合作视角推动“中国-中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

从“社会合作”角度入手开展对外合作，有助于深入阐释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一，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原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第二，倡导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其实是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对立、文化冲突指出了解决方案。第三，实践是对理念最有力的阐释。民众的亲身参与以及获得感有助于破除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怀疑。增信释疑最有效的路径是带头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引导各国民众都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中去。第四，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减贫成就以及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状态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最有力的宣传。

中国与中亚的社会合作具有良好的“硬件基础”，“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适合从社会合作视角来开展。第一，中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地区，很多着眼于“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已经在中亚顺利完成。中国与中亚五国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哈萨克斯坦已经成功搭建了涵盖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的全方位联通网络，正在致力于打造横贯欧亚、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大动脉”。中国与中亚的4条天然气管道都经过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铁路项目前期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得益于“互联互通”，乌兹别克斯坦正从“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互联互通”使中亚商品能够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也能够更加快捷地走向欧洲，使中亚成为全球重要的商贸枢纽，这必将为中亚社会提供脱贫致富的机会，广泛惠及中亚民众。有“互联互通”作为基础，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人员、货物流动畅通无阻，中国的很多社会发展经验更容易在中亚地区付诸实践。第二，中国与中亚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亚的能源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在不附加任何政治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向中亚提供资金、技术和发展经验。这种强互补性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三、现阶段中亚地区的主要突出社会问题

首先，中亚存在就业不足与贫困问题。中亚五国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单一、就业不足现象。近十年来，除吉尔吉斯斯坦之外，大部分中亚国家都持续保持了良好的GDP增长态势。但是，中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偏重于“油气”，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少。“油气”产业容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与此同时，中亚人口却处于快速增长期。1991年独立前中亚地区总人口为5076.03万人，2017年突破了7000万。2025年预计中亚人口将达到7822.26万人，2030年为8197.25万人。由于就业岗位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中亚国家采取限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特别是向首都流动的措施。传统游牧和绿洲经济所需劳动力有限，不能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有效缓冲地。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在俄罗斯打工的人数有70多万人，侨汇收入占吉尔吉斯斯坦GDP的30%，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2019年公布的失业人数为10.3万人。跨国就业加剧了中亚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劳动力流出引发了空心化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其次，中亚国家尤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资源匮乏限制了年轻人的就业、阻碍了产业升级。不仅如此，多种海外教育资源大量流入中亚，竞争性地吸引中亚的年轻人。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媒体和文化市场具有强大影响力，与中亚各国的教育合作较为密切，通过“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人文合作署、戈尔巴乔夫公共外交基金会等大规模文化交流基金持续推动与中亚五国的文化交流。20世纪90年代以后，突厥-伊斯兰文化、欧美文化对这一地区年轻人的影响力相对上升。中亚五国独立后，土耳其等国凭借突厥-伊斯兰文化纽带与中亚国家展开频繁的文化互动。典型案例是土耳其通过“葛兰运动”在中亚建立了大量学校。85%的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把子女送入葛兰学校读书，吉尔吉斯斯坦现政权中的精英的40-50%都毕业于葛兰学校，几乎所有政治家、企业家、文化和社会活动家的子女都在葛兰学校就读。“9•11”事件后，美西方文化随着全球反恐合作大量进入中亚地区。国际开发署、罗斯基金会、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康拉•德登纳基金会、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歌德学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等诸多来自欧美国家的机构与中亚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

再次，中亚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传统农业与游牧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脆弱，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还使得中亚农村无法像我国农村在经济转型中灵活吸纳和提供劳动力，消解产业转型中的阶段性突发性危机。中亚地区存在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严重的问题。阿姆河和锡尔河流经中亚多国最终注入咸海，其流域几乎与整个中亚地区重合。中亚各国围绕咸海流域的分水和水污染治理问题产生了诸多矛盾。中亚咸海的干涸不仅影响了中亚地区民众的健康和生产、生活，而且还对周边气候产生影响。水资源不足不仅阻碍中亚各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也是国家间冲突的导火索。

最后，国际恐怖主义曾经严重干扰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英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Global Terrorism Index）显示，近年来中亚五国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在减少，但塔吉克斯坦的恐怖主义指数依然较高，从2019年到2021年依次为5.182、4.584和3.988。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五国需要始终对恐怖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需要通过区域性合作预防国际恐怖主义回流。

四、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合作建议

过去十年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中亚搭建了坚实的合作平台。未来中国与中亚的合作要绘制“工笔画”，使“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民心。今后中国在与中亚的合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进一步优化。

第一，把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社会的共同发展作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之一。社会合作可以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点合作项目为落脚点，由中国企业和当地社会共同推进民生项目、环境保护项目、教育合作项目，将“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打造成社会合作的试点区域。在思考和讨论中国与中亚的各领域合作时，不仅要关注双边贸易规模以及能源合作，更要关注涉及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项目合作。除了关注各领域合作的整体经济效益，还要注意提升民众在各个合作阶段的“收获感”。经济合作项目可以关注就业拉动效果、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等；文化交流项目可以以普通民众、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展开，注意提高普通民众的参与度。

第二，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教育合作。中国和中亚的教育合作除了要在数量方面进一步提升，也要在质量方面有所突破。相比美欧，中国与中亚国家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弱。为了吸引中亚的优秀青年了解中国，使其具有全球多元的均衡视角，中国高校可以为具有美欧、俄罗斯等地留学经历的年轻人再次提供来华留学、考察、开展客座研究的机会。除了精英教育，中国和中亚的教育合作还应该重视职业教育，并将职业教育与中国在中亚的企业经营活动相结合。

第三，将均衡发展、脱贫、绿色发展作为现阶段中国-中亚合作的增长点。这三个主题是中国与中亚社会都关注的问题，而我国目前已经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中亚推广中国的脱贫经验，可以使更多的中国和中亚民众通过欧亚联通而受益。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导致中亚社会发展不均衡、水资源消耗高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农村地区开展了生态示范农场等项目，通过风能、电能、电力网建设减少中亚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获得了积极的社会评价。这种合作既有助于中亚农村“脱贫”，又有助于环境保护，同时还可以推动中国与中亚的农业贸易合作，带动职业教育合作和农业、环保科技合作，是中国与中亚社会合作的新增长点。

第四，共同应对地区治理危机是社会合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打击极端恐怖主义活动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的执法部门、宗教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在防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的防疫卫生部门建立起了信息共享、联合防疫的合作平台。未来，中国与中亚可以围绕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联合防疫等区域性问题建立长期化的联合治理机制，并着力宣传合作成果。

（王晓玲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