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雯: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动向分析及其镜鉴意义
2020年09月01日  |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  阅读量:5634

【摘要】民粹主义是全球性与区域本土化并行的政治实践,具有复杂多元的历史背景、文化资源和实践样态。从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蔓延、 发展趋势及其影响机理来看,跨越“左”“右”、简单化政治与反抗性运动是民粹主义的普遍共性。当前, 西方民粹主义具有“本土主义”的思想内核、“反全球化”的表现特征及政党式运动化议题聚合型的运行机制。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年轻化趋势,将成为理解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面向。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西方世界复兴,政治极端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西方,民粹主义围绕选举政治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问题。美国的“占领运动”高喊“我们代表99%”,不仅有“茶党”等公开喊出民粹主义口号的政党,还有特朗普在2016年策略性地应用民粹主义风格参与竞选并大获全胜;西欧国家民粹主义政党集体崛起,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主流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风格转向;英国公投“脱欧”,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法国崛起,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响应。

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跨境协同的民粹主义运动不断涌现。一方面,它超越了制度差异,在全球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政治策略、政治心态等,在全球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全球性与区域本土化并行的政治实践,民粹主义亦生长于具体的、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无法绕开地方政治和社会情境加以理解。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均有复杂多元的历史背景、文化资源,并在近几年各自呈现出富有特点的实践样态。将民粹主义置于具体的情境下,依托各国民粹主义运动和文化观念实践从多个面向展开比较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运行规律并以之为镜鉴。

民粹主义的共性:无顾“左”“右”的简单化政治与反抗性运动

理论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是一种缺乏核心体系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充满模糊性、投机性乃至缺乏实质内涵、不够稳健理性的政治价值观。但经验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实践,在某些方面具有较强的共性特征。

第一,民粹主义具有对其他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在实践中表现出丰富的组合样态和强大的社会能量,可以跨越政治图谱,覆盖极左到极右。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政治方面曾频繁改变立场,1987年注册为共和党人,1999年转变为无党派人士,2001年变为民主党人,2009年再次成为共和党人,两年后又退出,2012年再次回归共和党。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黑马,除了代表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还有代表左翼民粹主义的桑德斯,在消除经济不平等和贸易保护方面,两者立场高度一致。欧洲的民粹主义虽多为右翼诉求,出现了西欧地区如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北方联盟等持反移民、反全球化主张的极端右翼政党,也出现了中东欧地区如斯洛伐克方向党、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等偏左的民粹主义政党,代表老百姓反对贫富差距扩大、指责政府无能造成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特别是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实践的具体议题中任意混合采用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政策,凭借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左右逢源”。这种现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实践中也有突出表现。可以说,西方民粹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吸纳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政治、社会诉求,以人数提振支持率,而“很少关注这些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是‘左’还是‘右’,以及是否与打出此种旗号的政党的传统政治光谱相吻合”。

第二,民粹主义均具有简单化政治的思想倾向,将问题简单化并辅以煽动式的言行是民粹主义的显著特征。其既体现在用常识化、简单化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问题,如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府腐败和精英腐败;也体现在解决问题的简单化方式,如英国“诉诸抗议式民主和直接民主(如全民公决)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修建边境墙等简单方式处理复杂问题。这种“简单化政治”认为,政治应该体现普通中下层人民的智慧,“因为人民的要求和意志都是直接而简单,政治本身也应该是直接和简单的,任何复杂化或者技术化的政治设计在本质上都有违人民的意愿”。因此,“反常识”就是“反人民”。在各类复杂社会问题中,民粹主义希望大众能够参与到决策中来,采取一种与专业思维不同的非黑即白的态度,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理解问题、解决问题。一些经过简化的概念如“小人物与体制、人民与统治阶级、民族与外国、追求绩效的公民与社会寄生虫、优等的本国国民与劣等的外国人、成功的企业与效率低下的官僚制”等等,在民粹主义实践中普遍存在。

第三,在简单化政治的思想倾向影响下,民粹主义通常具有共享的反抗性特征。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把宪法视作权力的制约而不是权力的赋予,“民粹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永远是腐败的”。民众感到生活水平下降,政治地位下降,未来发展无望,国家不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等,都会成为民粹主义的发酵土壤。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拥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平民阶层的被剥夺感增加。

对于社会流动性日益下降、移民问题愈加凸显的美国而言,年轻人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从2002年到2014年,美国千禧一代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类似的情况。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反抗性特质来源于它对理想政治生活的设定。不管哪一个时代,只要存在差距、分化、危机感和被剥夺感,就有大众的批判和底层的反抗,就会有民粹主义。民众“被剥夺感”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反抗性程度。

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核:排他的本土主义

在西方,“主权在民”思想不仅在资产阶级运动中广泛传播,植根于西方各国民众思想中,亦成为启蒙运动后为应对政治秩序合法性而形成的一整套系统方案。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一大批西方学者推动了“主权在民”思想的胜利和流行,使得西方现代统治阶级不得不努力捍卫“人民”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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