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政治团体都会在他们的合法性话语中涉及“人民”这一整体性的政治概念，通过强调“人民”的同质化，激发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感。“民粹主义倾向于忽视人民内部的差异性，主张人民是超越阶级、性别与代际的多样性而存在的”。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实践表明，“人民”的思想内核存在差异，“人民”的政治对手和反抗目标有所不同，由此表现出民粹主义思想内核的异质性。

西方民粹主义指涉的“人民”，体现出演变的特征。早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后期俄罗斯民粹派的实践表明，西方民粹主义“始于一种对精英所拥有的压倒性权力的抗议”，处于民族国家界限之内。“人民”侧重于强调被剥夺了应有人权的社会群体，“主权在民”是早期西方民粹主义反抗政治的核心目标。伴随着20世纪末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民粹主义在东西两半球再度形成高潮，此时的“人民”主体变成了以民族共同体为特征的本国人民，“人民”的主要政治对手和反抗对象，不再根据民族国家界限内既有的权力、资源与地位差异来界定而是根据种族、出生地或宗教进行界定，本国人民与 （寄生的） 外国移民的对抗成为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主流，西方民粹主义实践从“阶级民粹主义”为主，转向“民族民粹主义”为主。这就使得当前的西方民粹主义表现出“本土主义 （nativism） ”的思想内核：坚持国家应该排他性地由本土集团 （“民族”） 的居民居住，非本民族的个人和观念从根本上威胁到了民族国家的同质性；诉诸于拥有共同的种族、血缘身份的普通人民对于新移民的歧视、反感和抵制情绪；公开表达对于移民政策、全球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反对，炒作移民和难民议题；打通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的表现特征：“反建制”背后的“反全球化”与“反精英”

反精英、反智、反金融垄断、反华尔街、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反移民、反欧盟、反自由贸易、反削减福利 …… 民粹主义的实践样态具有多元表现，中下层民众对社会的不满，亦有千千万万的诉求和目标。多元的表现类型，反映了全球民粹主义的“空心化”特质，即没有固定立场使其可以依附于任何一种有利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因此，往往容易在短时期内发酵出反体制力量，对既有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可以说，“反建制”在民粹主义实践中普遍存在，几乎是全球民粹主义的共同表现特征。民粹主义借助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制造社会议题从而获取支持。对现状不满的民众普遍认为，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抛弃了民众利益，是导致现行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西方民粹主义“反建制”，也争论税收、政府服务、福利分配、环保主义等社会议题，也反对大资本家大金融集团搞“占领华尔街”。但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全球化调整新阶段，以自由主义为潮流的经济秩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民的—反人民的”的思维逻辑转变为“国内的—国外的”逻辑，其批判重点也随之从国内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外部敌人。在欧洲，2015年1月7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查理周刊》枪击案枪手是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11月13日周五恐袭案的主要策划者是出生在比利时的摩洛哥裔。家门口的恐怖主义激发了西方社会对“文化宽容”的大量质疑，给欧洲社会长期坚持的“多元文化主义”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一贯坚持“打开大门”接纳难民的总理默克尔在德国亦遭受重挫，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在美国，白人蓝领阶层成为特朗普全球贸易战最大的支持群体，从“禁穆令”到“建墙”，再到退出TPP和《巴黎协定》，不仅仅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美国草根民众，甚至连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的美国政治精英也加入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行动中，其背后是美国整体社会对其国际地位和社会发展现状的不满和焦虑。2016年以来，更多的西方国家主流人群和政治精英加入到“反全球化”阵营中，“反全球化”甚至上升为政府主导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当前西方的民粹主义实践拓展了“人民”的范畴，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人民”与“精英”的“共识”，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全球化方向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虽然“反全球化”尚未在欧洲大国政坛形成主流，但将社会问题进行外向型归因的趋势日益凸显。将社会矛盾的源头指向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移民等外部问题，淡化了西方民粹主义“反精英”的目标指向，凸显出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等时代特征。

值得说明的是，“反全球化”与“反精英”并不是一个问题的两极，非此即彼。比如，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国家、民族为界限的反对运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占据民粹主义实践的主流，但这并不影响类似“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时不时将矛头指向富人、华尔街和金融精英。

民粹主义的运行机制：“政党式运动化议题聚合型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在不同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政治，削弱了凝聚传统政治共识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形成了与传统政治相对抗的政治话语体系，但解构的机制、程度、形式各不相同，与各类社会思潮、社会议题、意识形态结合的样态不尽相同，其运行机制也各具特征。西方现代民粹主义的政党化趋势日益明显，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政坛日益活跃甚至上台执政，直接冲击着西方国家既有政治格局，依靠领袖人物、纲领性诉求，以议题聚合为主要特征，组织化程度更高，从而具有了典型的社会运动特征。

在西方传统选举政治中，谁能获得选民的选票，谁就有执掌权力的机会。角逐权力的政客们，往往通过激化社会矛盾、撕裂社会议题去迎合选民，从而催生了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但长期以来，西方民粹主义政党都未能进入政党政治的主流，直到近年来，西方社会进入全球化盘整期，社会躁动、矛盾迭出，“政治主张非常极端的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容易利用民众的不安全感、激进情绪、渴望变革的情绪、急于改善现状的愿望、对异己群体的排斥心理上台执政”。于是，几乎所有欧美国家都有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且相当多的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距离获得执政权越来越近，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2017年，奥地利自由党成为老牌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参与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2018年，意大利出现了二战后首个完全由民粹主义政党组建的新一届政府；更不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等一大批民粹主义领导人掀起的社会支持浪潮。近年来诸多实践表明，西方民粹主义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