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民粹主义的上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过程中的政府处置失当，极大地加剧了美国国内资源分配不公、民众经济窘迫，从而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传统的国际主义价值观。美国对包括WHO世界卫生组织等众多国际联盟和合作承诺的敌意背后，是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浪潮的快速上升。疫情本身被政治性地淡化，就业、失业、经济复苏成为核心论争议题，执政党在民众发泄怨愤的怒火中转移矛盾，美国民众也基于外向型归因特征不断将国内负面情绪转嫁国外。在疫情的催化剂作用下，美国民众强烈的“受害者”、“被剥夺者”心态，进一步推动其对“权威领袖”和“拯救者”的渴望，这些都可能成为美国走向极右的重要土壤。

需要特别理解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西方民粹主义新高潮亦加剧了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烈度，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抗疫表现，中国社会也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国际关系。但不同于以往，这一轮的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加剧背后，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表现出“防御性”特征。长期以来，中国更多地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进攻压力，而当前的疫情发展态势，使得美国感受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挑战，中美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竞争、中西方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制度优越性比较，都使得美国感受到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理解近期中美摩擦的特殊环境和美方在中美关系中感受到的压力变化，亦是理解当前民粹主义新浪潮的重要基础。归根结底，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目前仍都处于“应激”反应的特殊时期。值得中国镜鉴的是，所有极端社会反应的背后，“受害者”与“被剥夺者”都是最具反抗性、最有行动力的民粹主义力量。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第一阶段胜利，接下来第二阶段的次生灾害，包括就业问题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中小企业危机代表的经济风险，乃至疫情发展过程中对信息发布的责任反思及意识形态论争风险，都影响深远。如前文所述，底层、中产和青年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关键社会基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聚焦关键群体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落实社会情绪疏导工作，千方百计将关键群体的“被剥夺感”降至最低，将对防范化解极端民粹主义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郑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上海哲社规划课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意识形态领域舆情演进风险及对策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