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复旦大学成立的首个校级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可谓“阵容豪华”：校党委书记焦扬亲自担任院长，并聘请郑必坚、李君如两位理论大咖担任咨询委员主席、副主席。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当下这个时机成立研究院？对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会带来哪些助益？对新型智库建设将作出哪些探索？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科院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教授。

“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动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新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哪些新特点？

黄仁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实际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动机，世界经济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再平衡。

从世界经济的结构来说，此前一轮全球化造成了几个不平衡：一是虚拟经济过热，实体经济衰落；二是热钱规模太大，实际投资变小，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与全球资金的这种不平衡流动有关；三是全球财富两极分化，导致全球范围民粹主义兴起，尤其在西方民主制度环境下，产生了一种恶性循坏——越是全球化，民粹主义越发展，导致保护主义越发展。

“一带一路”则正好与之相反。首先，它向实体经济倾斜。其次，中国投资增量向基础设施倾斜，向实体经济倾斜，引导更多热钱转化为直接投资、实际投资，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向。第三，它向比较不发达地区倾斜。由此，缩小了全球两极分化差距、减缓了两极分化的速度，尽管不能说彻底扭转，但至少没有更恶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于新一轮全球化，中国不是通过一种强制力进行改变，而是通过利益交汇点实现利益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于世界经济的长期正面影响将日益显示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时代”，与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比如，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城乡融合，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等提法，与“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国内进行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时候，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与我们内部是同向的。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两个市场、两种大局、两个资源互动联合。在这样的条件下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就不是简单修几条路所能涵盖的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高的理念层面，新型国际关系是战略层面，而“一带一路”是具体的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做得越好，另外两个核心概念就会做得越实。

上海何以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10月，上海推出了《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方案聚焦六大专项行动，提出了60项实实在在的行动举措。如何理解“桥头堡”？上海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

黄仁伟：在“一带一路”桥头堡行动方案中，上海明确提出了桥头堡的目标定位：把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新载体，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新平台，联动东中西发展、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枢纽，努力打造能集聚、能服务、能带动、能支撑、能保障的桥头堡。由此可见，桥头堡的核心作用体现为联结枢纽和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