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美欧在反恐事务上的分歧可能继续扩大
2020年06月30日  |  来源: 人民智库  |  阅读量:4702
在西方话语中有了某种原罪的地位。在现实中,欧美国家内部穆斯林群体中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宗教群体。 

进入21世纪以后,穆斯林国家中发生的内战,在世界的内战中又占绝对多数。这使得文明冲突论在西方世界有了很多追随者,导致特定群体和宗教,在西方国家的反恐资源配置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2015年到2019年9月,西方国家发生的极右恐怖袭击数量增加320%,2018年占恐怖活动总量的17.2%,高于圣战活动的6.8%。极右恐怖活动在美国的表现更加剧烈。2018年,美国有约50人死于国内极端主义者手中;其中98%为极右翼极端分子所为,78%为白人至人主义者所为。但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愿意在打击右翼暴力恐怖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从“9·11”事件到2019年,美国在反恐怖方面投入2.8万亿美元,约5000亿美元流入国土安全部,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应对右翼极端主义威胁。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只有20%的特工从事国内侦察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削减了这一部分经费,甚至还不愿意把白人民族主义者描述为一种“逐渐增长的全球威胁”。 

二是西方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西方的安全威胁认知虽然看似有区别,但其实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共通性:都是在自身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与恐慌。在此基础上,西方各党各派,无论是支持自由开放世界的国际机制主义派,还是反对自由开放体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派, 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议题。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和身份安全,成为美欧的最高级别议题,这是在以前难以想象的。 

在2008年到2018年间,欧洲认识到网络攻击、周边国家的内战、外部势力干涉、不受控制的外来移民、国际机制和秩序的退化等五大威胁,其中有三个与恐怖主义相关联。在美国对安全威胁的认知中,恐怖主义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最重要、最优先的位置,美国还制定了全球反恐怖战略,发动了全球反恐怖战争。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虽然在反恐怖战争方面开始收缩,但却强化了本土反恐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列出三大类挑战,第三类是跨国威胁组织,包括圣战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虽然看起来美国正不断退出反恐战争,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事实上,美国在外交和国防层面对恐怖主义问题降温的同时,反而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实践,把反恐及其相关事务,上升到国家认同和政治安全的层面。 

三是西方恐怖主义议题的演变过程有相似性、相关性。在19世纪,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洲蔓延,并催生很多恐怖事件时,这股浪潮也最终通过移民等渠道影响到美国,并导致美国时任总统麦金莱的遇刺身亡。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界线主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界线展开的,危害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德国的“红军”派、意大利的“红色”旅和法国的“直接行动”,都属于极左型恐怖组织。美国在国际上参与的代理人战争,也往往与意识形态冲突有直接的关联。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9·11”事件爆发以后,西欧虽然一开始并不太重视反恐事务,但也愿意在国际反恐行动中与美国保持西方阵营的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地铁案,促使西欧国家更加重视反恐事务。2016年,法国和比利时恐怖袭击案以后,欧盟提出“安全联盟”概念,并成立了欧洲反恐怖中心。美国的反恐政策也有较大调整。从2001年到2003年,美国反恐怖政策从后发制人战略发展到先发制人战略。2006年,在伊拉克战场中经受挫折后,美国面临强大的撤军压力。虽然如此,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也不愿意放弃,称“美国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21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 

四是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似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多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基础之上,但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有差异。英国很早就有政教合作的传统;法国是政教分离;德国则处于英国与法国之间,政治上是政教分离,但在教育和公共福利事务上又政教合作。西欧国家都重视教育和社会政策在国家认同塑造与反恐安全中的重要意义。美国的基本社会政策,与西欧类似。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不断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欧的影响不断上升,并对社会和政治认同形成了新的压力。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欧洲国家也增加了对宗教文化因素的重视程度。进入新世纪以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都以不同方式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担心自己会失去美国,欧洲人则担心自己会被伊斯兰化。西方国家极右势力的上升,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关系,并反过来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会土壤。美欧都有很多人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用客观、中立的方式试述了穆斯林世界的多元、和平状况,以及其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但这种努力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的禁穆令和美墨修墙计划,英国脱欧,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都使西方在整体上有朝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


恐怖主义在西方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 

西方国家虽然在恐怖主义以及相关安全问题上有很多相似性,但在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很多差异: 

首先,西欧国家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比美国更加稳定、更有延续性。 

其次,西欧国家与美国相比,更视恐怖主义问题为一个内生性威胁,而不是一个外来威胁。 

再次,西欧国家并不认为恐怖主义能真正威胁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不值得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的高度。 

最后,与此相应,在反恐方面,西欧国家也更愿意采用情报、警察和社会等综合性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 

这些差异,与美欧在国际地位、地缘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差异有密切关系。 

一是国际地位差异是影响美欧恐怖主义认知和反恐政策差异的主要因素。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对应的,或相互伴生的。地缘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区,往往也就是恐怖活动的热点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和主要目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中,再到民族冲突型恐怖主义,多数是以欧洲为中心、或发源于欧洲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先后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取代欧洲,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和世界霸权国家。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日益深刻介入到中东和南亚地区冲突之中,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目标。 

国际政治重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也导致美欧之间恐怖主义认知的巨大差异。与西欧国家相比,美国更愿意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视恐怖主义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事实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以及大量的存在,也使得美国比欧洲国家更易于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基于此,美国倾向于从外部来寻找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9·11”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迅速把恐怖主义定义为头号敌人,并首次启用北约盟约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动员盟国支持。除此以外,美国还发起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 

欧洲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但还是更愿意把反恐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因此,欧洲国家虽然参与了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略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但除了在利比亚军事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多数是因同盟义务而被动参与的。并且,除英国以外,多数西欧国家并不愿意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更多是同盟义务约束之下的一种政治表态。 

二是美欧国家的地理差异,导致两者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西欧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与冲突或其阴影之中,而美国则长期远离亚欧大陆这个冲突漩涡。冷战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但处于前线的却是欧洲,最危险的地区是西欧。这导致冷战结束以后,再危险的恐怖主义威胁,在西欧看来也不能与当年的核战争威胁相提并论。在地理上,欧洲与中东和北非环绕着地中海,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同一个地理甚至是地缘空间,是几千年人类主战场之一。进入近现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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