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欧洲恐怖主义问题，从冷战时期与美苏争霸的意识形态斗争联动，变成了与宗教矛盾与冲突联动的新局面。在伊斯兰国组织（IS）兴盛期间，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战士中，除了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以外，欧洲是最大的外国战士来源地。据2018年7月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份研究显示，在伊斯兰国组织的41490名外国战士中， 1 8 , 8 5 2 人来自中东和北非，7,252来自东欧，5,965人来自中亚，5,904人来自西欧。再考虑多数东欧国家与西欧人员往来的一体化，西欧面临的相关威胁，远远高于美国。中东地区对巴黎的直接影响，远远超过了对纽约的影响。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和北非只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战略活动区域，反恐怖活动是一个可以选择或变化的战略或战术问题。其实，在反恐领域，美国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其强大的军事和情报力量，而是与相关地区之间的遥远距离和辽阔的海洋。而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则是其地缘政治宿命的一个附属品，是不可选择的邻居与“伙伴”。 

三是人口结构差异导致美欧不同的反恐政策。欧洲二元对立的人口结构，相对于美国多元共存的人口结构， 更易产生族群和宗教矛盾。欧洲国家一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本土人口；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增加的、主要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移民。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的比例并不高，2016年占4.9%左右，而在西欧的比例要高一些，英国为6.3%、法国为8.8%、德国为6.1%。但西欧国家的一个特征在于，本土人口与外来人口中的主体一样，都具有非常清晰的宗教和种族特征。这使得欧洲国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同质性程度不够高，低于主要的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另一方面，多元化水平也不够，不足以像美国那样通过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来缓解矛盾。这使得欧洲国家非常易于陷入到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陷阱之中，导致宗教极端组织在西欧国家的渗透程度，甚至还高于很多穆斯林国家。很多西欧国家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人数占总人口和穆斯林人口比，远远高于巴基斯坦、印尼等穆斯林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反恐手段的选择自由。 

与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占总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2017年，美国大约有345万穆斯林，占美国总人口的1.1%左右。同时，美国穆斯林的来源也更加多元，构成更加多样，总体也更加世俗、温和。因此，虽然穆斯林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要低于欧洲穆斯林群体，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态度却更加温和、客观。根据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自2007年以来，81%的美国穆斯林一直拒绝暴力和极端主义，很少有人认为自杀式爆炸和其他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动是正当的。仅有8%的美国穆斯林认为恐怖暴力活动策略通常或有时是正当的。截止到2015年12月，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美国籍穆斯林，占美国穆斯林人口总量的比例只有百万分之0.4左右，与印度、印尼等国相当，远远低于西欧和北欧国家。

小结 

西方世界长期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也长期是国际主义的热点地区和恐怖主义主要袭击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不仅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也往往是主要的袭击目标。二战以后，随着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西欧向美国的转移，恐怖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转移。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也随着国际格局以及西方内部格局而演变。总体来看，西欧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虽然在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升级，但比美国的反恐认知更加稳定。美国的力量优势使其从事海外军事、反恐军事行动的倾向非常明显，美国的总统制特色也使其反恐怖政策的决策与调整更加迅速、有效。 

美国与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以及与中东北非国家更加薄弱的人文联系，都使美国的反恐政策，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比欧洲更加自由。对于美国来说，恐怖主义或相关问题，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美国霸权的可靠性，而对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欧洲国家在反恐领域，主要概念和机制是去极端化和去激进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综合治理方案。但美国则要么是在海外大打出手，要么则努力修建各种有形或无形之墙，试图将相关威胁阻挡于国门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在传统安全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重拾冷战思维，反恐事务的独立性继续下降，成为美国从事地缘政治斗争和处置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西方面临内外挑战的情况下，美欧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分歧有继续扩大的可能。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5月（下）；原文标题：《西方视野下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微信有删节）；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