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长期是世界政治中心，也长期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和恐怖主义主要袭击对象。自西欧国家崛起、西方概念产生以来，暴力恐怖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就是西方世界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也往往随着国际格局以及国际地位而演变。二战后，随着西方世界领导权从西欧向美国的转移，恐怖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转移。在美国，恐怖主义无疑被视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美国霸权的可靠性，而对欧洲来说，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内部社会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威胁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 

对此，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认为，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应对方式，与西方自身的发展演变、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且在美欧之间存在巨大分歧。若要观察西方视角中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问题，就必须从西方以及西方在概念和现实中的演变开始着手。 

恐怖主义议题在西方视野中有哪些共性？

1、西方国家都承认宗教在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性，西方视野中的宗教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所定义的。在这一视角下，政治与宗教难以区分的一些宗教和国家，就在西方话语中有了某种原罪的地位； 

2、西方对恐怖主义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西方的安全威胁认知都是在自身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与恐慌。西方各党各派，无论是支持自由开放世界的国际机制主义派，还是反对自由开放体系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派， 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议题； 

3、西方恐怖主义议题的演变过程有相似性、相关性。“9·11”事件爆发以后，西欧开始愿意在国际反恐行动中与美国保持西方阵营的一致性，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地铁案，促使西欧国家更加重视反恐事务； 

4、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似的。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政策多数是建立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基础之上，但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因素在安全领域的影响不断衰退，宗教文化因素在美欧的影响不断上升，并对社会和政治认同形成了新的压力。 

恐怖主义在美欧间存在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1、国际地位差异是影响美欧恐怖主义认知和反恐政策差异的主要因素。美国更愿意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问题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联，视恐怖主义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欧洲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但还是更愿意把反恐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内问题； 

2、美欧国家的地理差异，导致两者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政治偏好。西欧国家长期处于战争与冲突或其阴影之中，而美国则长期远离亚欧大陆这个冲突漩涡。对美国来说，反恐怖活动是一个可以选择或变化的战略或战术问题，而于欧洲来说，恐怖主义则是其地缘政治宿命的一个附属品，是不可选择的邻居与“伙伴”； 

3、人口结构差异导致美欧不同的反恐政策。欧洲二元对立的人口结构，导致宗教极端组织在西欧国家的渗透程度，甚至还高于很多穆斯林国家。与欧洲相比，美国穆斯林人口的规模和占总人口比例都要小得多，来源也更加多元，构成更加多样，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态度却更加温和、客观。

西方概念与西方的兴衰 

西方概念是在西欧国家崛起过程中自我发现的。本来，西欧国家经常是相互敌对或竞争的，并无统一身份。西欧国家率先崛起以后，在被征服者面前发现了自己的“基督教”、科技发达和白人等共同特征，并以此把自己定义为“文明世界”，为自己的对外征服和殖民提供合法性。但随着西欧国家逐渐完成了殖民主义征服过程，征服对象的缺失也使得西欧国家间的身份认同被削弱了。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只指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美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一员，而是坚信美国例外。由于西欧国家在当时处于世界政治的顶端，每个国家的最大对手和威胁是自己的邻居。这样一来，宗教、种族和政治制度等“西方”三要素，并没有构成防止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政治斗争的防洪堤。由于西欧国家之上再无有效的国际政治约束和规则，无政府状态使得西欧国家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大国政治的悲剧，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产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新秩序，事实上也摧毁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中立国家的存在，使得“西方”反而获得了摆脱内部斗争的机会。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宗教和种族方面与美欧国家并无本质性区别，美欧国家就用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义“西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从一个地理、文化和种族概念，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概念，并最终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身份。 

简而言之，西方是在西方世界由盛转衰以后，从绝对优势向相对优势转型过程之中，与其他国际政治势力斗争和竞争过程之中形成的一种新身份。西方在地理上主要指北美、西欧、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文化上主要指古希腊科学体系、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传统，在政治上主要指世俗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及其实践，在经济上主要指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西方身份往往指富裕、生活优越、言论自由、更高的地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旅行和生活的很多优待与特权，经常被视为秩序、发达、繁荣和文明的代名词。 

西方是在挑战与竞争中产生的，现在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西方曾经拥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不断被挑战、被削弱。这不仅带来西方影响力的下降，也导致西方民众优越感和幸福感被相对剥夺；另一方面，西方内部对西方的共识发生动摇。西方曾经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宗教西方和种族西方，发展到二战后的价值观西方，基本上可以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群体和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宗教西方、种族西方和政治西方的三位一体。 

但现在，这些重要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国际政治领域，政治西方的共同敌人苏联消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政治西方在内部面临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的挑战。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西方的定义，以及宗教西方、种族西方与政治西方的关系上，出现了新矛盾。在美国和西欧，反政治西方的基本精神、崇尚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极右翼群体和民粹主义群体，与坚持政治西方精神、淡化宗教和种族西方概念的左翼群体之间发生了剧烈冲撞。 

例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本应欢迎新移民，但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越来越消极。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1990年和1993年占61%。这使得美国政治中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不仅是对西方利益群体的挑战，也是对西方这一身份的挑战，同时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恐怖主义议题在西方视野中的共性 

西方世界共享的宗教、种族和政治要素，使得西方各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共性。 

一是西方国家都承认宗教在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西方世界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与宗教相关联。西方世界倾向于认为，“宗教是最血腥的冲突的根源，所以政治和信仰绝对要分离”。因此，到18世纪，在西方世界，上帝就被世俗自由思想所取代。在暴力领域，西方建立起一种“可以为你的国家而死，但不能为你的宗教而死”的观念。这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取代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冲突和战争的核心理念。很自然地，西方视野中的宗教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所定义的。在这一视角下，政治与宗教难以区分的一些宗教和国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