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中亚研究由此诞生。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亚地区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下，有关中亚研究的研究方向、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也随之变化。那么,中国的中亚研究的缘起及其发展进程是怎样的?21世纪以来该研究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哪些问题?该研究的未来发展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壮志研究员。孙壮志研究员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国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亚地区国际关系、中亚安全问题、“color revolutions”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等，著有《中亚五国对外关系》《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独联体国家“color revolutions”研究》等。

中国的中亚研究状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孙老师您好!请问您如何理解中国的中亚研究的缘起?

孙壮志(以下简称孙):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以后,我国学者才把中亚五国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严格意义上的中亚研究由此诞生。1991年之前，中亚是苏联的一个行政区域，因其是苏联与中国的邻近地区受到较多关注，国内学界更多从地区发展、民族文化等角度研究该地区。当时，有几个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1963年，经中国领导人批示成立的苏联远东研究所(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与我国相邻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1980年成立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和新疆相邻的苏联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外交、历史等诸多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中亚地区。

中亚五国独立后，对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寄予很大希望，中国也非常重视这些邻近国家。中国是最早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并最早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在与中亚五国建交后，我国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和商务部在内的多个部委都成立了与中亚地区相关的处室，比如，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在1992年改为东欧中亚司，将中亚纳入该司的业务范围。但当时,中国学界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国家缺乏深入了解，这些国家独之后将本国的国语改成主体民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研究难度。因此，中国学界对于中亚各国的学术研究亟需加强。苏联解体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改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社科院苏联东欧所最初的研究内容分为苏联和东欧两大块，东欧部分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室，苏联部分按照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专业方向划分研究室。1992年,东欧中亚所以苏联政治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的中亚研究室，抽调10余名研究人员共同负责中亚五个新独立国家的研究工作。除北京以外，上海、新疆和兰州也成立了研究中亚问题的实体或非实体科研机构，专职的研究人员总计大概为30—40名，中国的中亚研究初具规模。

这一阶段，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个阶段的中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早期作品主要是介绍中亚各国的国情、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关系等常识性的书籍。比如，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编写的《中亚五国概况》，就是一本介绍国情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建立初期，创建了名为《苏联中亚研究资料》的季刊，这份内部刊物一直办到1998年，共出版60期，刊发了涉及中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等学科的文章近1000篇，共约700多万字，为中国的中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社科院中亚室成立后也是按照国别，对这些国家的国情进行研究，研究室主任赵常庆研究员等人发表了多篇关于地区和国别的论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以下简称现代院)也有研究人员关注中亚问题，他们主要从独联体国家概况的角度开展研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前副部长、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于洪君曾担任中联部欧亚局中亚处第一任处长，他写了不少文章介绍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比如《中亚五国目前政情的主要特点》《中亚国家经济改革的构想、成就与问题》《中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关于特别经济区和自由经济区的法律》，他还在《在苏联废墟上的艰难求索》一书中梳理和总结了中亚每个国家的政治变动和政党情况。同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潘志平撰写了专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研究了清代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曾任社科院东欧中亚所中亚室副主任，出版过专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该书梳理了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关系的现状，阐述了中国对待中亚国家的政策。中亚地区民族较多，民族关系比较复杂，我国学界对中亚的民族问题也有所涉猎，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室几位资深研究员过去是从事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的。

王:您认为中国的中亚研究从何时开始逐步深入?

孙: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学界对中亚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这与中亚地区的局势变化有直接关系。当时，中亚地区蔓延的“三股势力”(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阿富汗问题”都对我国的安全形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关注焦点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影响、面临的“双泛问题”(泛突厥和泛伊斯兰)等。中亚安全问题也是我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中亚安全研究领域出现很多研究成果。我在《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一书中讲述了国际格局变化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新格局中的中国与中亚关系、21世纪中亚所处的国际格局与地区安全等内容;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一书中探讨了阿富汗问题对中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比如阿富汗问题的渊源及其与中亚地区安全的现实联系、“9·11”事件后美国出兵阿富汗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造成的影响等。还有一部分译著出现，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杨恕教授和汪金国翻译了哈萨克斯坦学者C．M．阿基姆别科夫的《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该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苏联撤军阿富汗之后到1998年这段时间内，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形势、民族宗教因素对该地区的影响，特别是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国家安全的影响。

除中亚安全问题外，我国学者对于中亚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一些高水平的成果不断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原东欧中亚所)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详细介绍了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文教、卫生及中亚五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亚与中国关系这部分内容，从丝绸之路最早的历史开始介绍，对中亚和中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冯锡时合作主编了《中亚五国史纲》一书，对中亚地区由古代到独立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研究。

从研究人员构成来看，研究中亚问题的很多老专家都是半路出家，从研究苏联的经济、法律和民族等问题转为研究中亚的相关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年轻的研究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在这一时期，全国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学者大概有40—50人，科研队伍相对稳定，研究主要聚焦于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中亚安全、中国和中亚关系等问题。此外，全国性关于中亚问题的系列研讨会逐渐成形，比如“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19届，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亚室是最早发起机构。在中国的中亚研究从起步到初具规模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亚研究室逐渐成为全国研究中亚问题的中心。北京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及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等机构都有科研人员关注中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