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身份的变迁
2019年05月23日  |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  阅读量:431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国对世界格局长期战略研判的延续。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深刻论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虽然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新一轮波动、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南北经济差距的逐渐拉大等不确定性因素极大增加了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发展相互交织。从历史经济周期的波动和节律可以窥探出,现在既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面对国内外风险和挑战最多的时期。唯有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发展规律和内在特点,方可准确判断国际格局发展趋势,正确认识中国自身定位,才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迎接挑战,在实践中探索出“两个一百年”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实现路径。

一、“百年大变局”的呈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信息通信、数据处理等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人类的地理空间与时空限制被打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往、政治对话、文化交流愈益密切,国际分工、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等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全球市场的形成加快了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逐步完善和升级,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衍生出技术垄断、环境破坏、失业增加等导致逆全球化的不稳定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体系、国家个体、非国家行为体的短、中长和长经济周期都经历了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相应地发生剧烈变动。政治格局多极化加速推进,各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竞争与合作并存,全球治理体系与多边合作受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国家安全所涉及的领域外延不断延伸扩张——这些都预示着国际格局已经进入大分化、大变动、大调整时期。

世界多极化呈现出新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20世纪80~90年代,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结束了国际格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两强争霸局面,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实力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实质单极特征。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处于发展边缘地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迅速发展。在世纪交替的前后20年间,除了传统欧洲强国的复兴,最引人注目的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据最新统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40%,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伴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逐渐均衡,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政治影响力也得到快速提升。从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提高,到20国集团(G20)峰会的升格,再到“金砖国家”由政治性概念落地为有影响力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及东盟、非盟等地区合作机制作用的不断加强,都呈现出国际社会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多极中的主要力量对比也出现明显改变。虽然美国的综合国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但在“9·11”之后其独自掌控国际局势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欧盟作为集欧洲之力的重要国际力量,因欧债危机、难民问题和英国脱欧等而变得危机重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国际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尤其中国,在被美国明确为“战略性竞争对手”之后,又被欧盟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及“经济竞争对手”,这显示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长期处于总体和平与局部动荡的态势,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逐渐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融入程度。与前一个百年相比,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要素得到了更加合理、充分和高效的配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重新塑造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格局,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快速增加,全球产业价值链更加完善,世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新高度。

同时,经济全球化所衍生出的不公平问题导致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因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国际社会呈现出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在国际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背后,是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群体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冲击。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催生了西方民粹主义回潮、极右翼政党力量上升和极端恐怖势力盛行,全球经济的下行趋势致使不稳定因素加剧了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困难、收入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导火索。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由政治精英推动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所致,只能通过反全球化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实行经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来回应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减弱多元的社会文化带来的身份认同冲突。

有着商人本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其一系列违背常规的言行举止背后,体现的是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理念。特朗普认为,经济全球化让太多的国家,尤其中国,“占了美国便宜”。他对其他国家是否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并不执着,但是不能容忍“免费搭美国便车”的国家。

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与多边机制遭遇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处理自身问题也需要联合多个国家共同行动。实践证明,多边主义对于扩大国际共识、促进国际合作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国际问题的协商解决,因此成为当今国际格局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不仅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建构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

全球治理打破了国际关系中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但在这个体系中,大国仍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大国合作也是多边合作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与其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并不相符;而在多边合作机制中居主导地位、掌控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为了保持其优势地位,不仅限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治理体系,还逃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治理责任。例如,受部分发达国家的阻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迟迟得不到提升。

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对现有多边机制不满,更加偏向以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双边形式进行国家间合作。美国在特朗普任内开启了一系列涉及各个领域的“退群”行动,这样的行为体现出美国对维持全球治理中主导权的“意愿不足”。相对于以往在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时期坚守的道德优越感,如今的美国“主动放弃道德高地,将短期经济利益置于维持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国际领导权之上”。

国际安全挑战多样化与碎片化。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变,但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逐渐增多,不稳定因素大幅增加。当前全球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化和碎片化,世界安全格局出现更多新变化。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出现全球范围内单一威胁的可能性愈发下降,大国之间的博弈竞争直接体现为安全对抗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以大国博弈为背景的全球安全问题愈发多样,种族、族群、宗教信众等次国家群体认同的变异发展在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相关问题恶化所衍生出的极端恐怖、分裂活动此起彼伏、相互呼应,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安全背景。

美国将战略重点从打击恐怖主义转移到与中国,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美俄分歧加大,特朗普与普京的对话并未改善双边关系,美国单方面终止了《中导条约》;在中东和东欧,中东、叙利亚、乌克兰等问题使欧洲、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影响亚欧大陆的稳定与发展;在东亚,南海问题影响着日本、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美日澳印四国推出的印太战略试图加强联盟合作以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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