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科学技术快速变革、大规模扩散，安全冲突蔓延到多个领域，并改变了战斗形式与演变速度。科学技术直接决定军事战略优势，国家安全问题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逐渐延伸到经济、生态、社会等层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断发酵，传染性疾病跨越洲际传播，全球变暖导致生态危机频发，网络骇客威胁各国网络信息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现有国际规则不断受到冲击，多边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百年大变局”之中国定位

1941年，美国《时代》杂志主编亨利·卢斯宣称，“美国世纪”已经来临。2010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的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广受关注。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于2015年撰文指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此后，有关“中国世纪”的话题不断被外媒探讨。更有甚者提出了中美共治（G2）的概念。虽然以“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出来的“中国世纪”有些夸张，中国领导人也并不接受G2的概念，但由此足以看到国际社会在这个百年对中国角色与定位的重视和期待。

回顾百年历史,近代中国一直在苦苦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身份仍然处于不断地追求和塑造之中。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升降是影响国家身份变迁的主要因素，而身份的变迁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所以中国的国家身份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发展。

中国国家身份的演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随着国际格局和自身实力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发展中大国。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不同，其对外行为也不相同。

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阶段，中国要立足于国际社会，首先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自然会采取一系列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中国不得不选择意识形态鲜明的国家身份,但是作为新生的国家，其还要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所以，“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一边倒向苏联”的补充，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对外政策，同时也为中苏同盟破裂后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基础。虽然“三个世界”理论于1974年才提出，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开始破裂之初到后来破裂愈演愈烈，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凝聚力已经在逐渐减弱。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到与亚非拉国家一起对抗美苏霸权，再到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努力，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内容,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身份凸显出“革命性”。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中国国内政治进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经不再是中国划分世界的标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向指导。这一时期中国国家身份最大的变化是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身份，让中国更加重视南南合作，强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进入21世纪，虽然从人均GDP来看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但是伴随着中国自身的迅猛发展以及GDP总量的逐步攀升，仅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这样的身份状态已经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以及中国自身的现实要求。中国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开始以“负责任国家”来明确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并根据现实需求，在2005年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这是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阐释，对中国转变对外发展方向、调整对外发展策略和提升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大国责任”应该包括本土责任和国际责任，并且本土责任应优先于国际责任。一个国家只有先对本国国民负责，才能谈得上要对国际社会负责。所以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国内扶贫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据统计，中国在过去40年减贫7.4亿人，到2017年年末贫困人口仅为3.1%。历经40年高速发展，以中国今时今日的经济体量和世界影响力，承担国际责任已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身份确立体现了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出发，逐渐要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形象有了新的期待和要求。自2008年起，“威胁论”，“崩溃论”相继出现，进而到“中国责任论”。从国际舆论的转变可见,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快速发展的心态逐渐变得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矛盾。比如，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体现明显：西方传统援助国既希望中国尊重西方在亚非拉世界的既得利益与优势地位，又要求中国分担国际援助责任并采用西方国家的援助模式，参与和支持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与发达国家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种善意和真诚的希望。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直接影响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模式。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时刻按照自己的国家身份行事。比如，近年来美国在国际组织中一系列的“退群”行为，与其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大国的国家身份格格不入，这样异常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全球公信力，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现。诚然，始终坚持做符合国家身份的事情并不容易，但是中国一直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承担着其国家身份所带来的国际责任——积极维护受援国的利益，不断开展并扩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渠道，在国际场合不断呼吁发达国家应切实践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强调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特别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以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呼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

纵观党的十五大到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国家责任的界定更加宽泛。除了“自我责任”外，中国加强了对国际社会中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的关注，尤其突出了“合作性责任”方面的重要性，比如“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国家身份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从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进而努力将自己塑造为体系引领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家身份变迁的历史进程。多边外交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联合国只是中国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发声渠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把联合国机构视为最重要的国际合作者。198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多边外交明确列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广泛涉足多边外交领域，并对联合国主要机构进行捐款。受当时国际发展领域趋势和自身实力的影响，中国捐款偏重于向以“人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工作重点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进入21世纪，“多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政府更加重视与多边开发机构开展国际发展合作。除了传统的缴纳会员费、捐款和股权融资等被动式参与方式，还有更加主动且多元化的参与方式，包括在多边发展机构内部设立专项信托基金、设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合作基金，以及支持倡导建立多边合作框架或基金。从中央财政支出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向国际组织投入的资金量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