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深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亦未能独善其身。如何趋利避害，化危为机，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决策力。

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席卷全球，各国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封锁措施，致使世界经济在上半年急转直下，全球进入同步且深度的经济衰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4%，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将衰退8.3%，印度经济更是令人吃惊地将衰退10.3%；而中国经济将增长1.9%，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

疫情的蔓延导致全球人员流动受限，航班数量也大大减少。图为2020年10月1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排队等候登机的人群。

过去几个月，随着各国逐步放松封锁措施，短期内全球经济出现一定反弹，但随后将经历艰难的“爬坡”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疫情仍在肆虐，特别是美国、巴西、印度等主要经济体新增病例居高不下，欧洲疫情进入秋天以来大幅反弹，全球经济复苏将面临重大考验。今后世界经济的复苏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疫情的控制，其中最关键的是疫苗的研发进程。而从目前各国疫苗研发进度来看，真正有效疫苗的正式上市时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由于疫情导致全球人员流动受限，目前多国零售、娱乐等场所活动依然低迷，劳动力市场受到经济活动急剧下滑的灾难性打击。经济衰退的同步性还导致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幅下降，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形成恶性循环。据IMF预测，2020年国际贸易量（货物+服务）将下降10.4%；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下降40%。所有这些都预示，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漫长而艰难。

各国货币刺激政策长期化

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推行了通过收购国债及公司债等方式向市场注资的货币宽松政策。到目前为止，仅美联储一家就已经购买了3万亿美元资产。随着疫情反复，各国刺激政策难以退出，甚至可能进一步加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8月宣布，美联储成员一致同意采取平均通胀目标政策，这一政策终结了过去30多年采取的预防性提前加息措施。这项决定是美联储2012年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之后做出的最重大的货币政策架构变革，意味着美联储可能很长时间不会加息，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将长期存在。根据美联储的声明，所谓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就是在通胀长期低于2%的目标后，允许让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高于2%，从而使通胀达到长期平均2%的水准。鲍威尔称，他将平均通胀目标视为形式灵活的弹性政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底表示，随着欧洲新冠肺炎病例出现新一轮激增，欧洲央行随时准备推出更多刺激措施来支持欧元区经济。许多分析师预测，欧洲央行将在12月把1.35万亿欧元的紧急债券购买计划增加约5000亿欧元。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10月表示，日本央行用以缓解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工具尚未用尽，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措施。发达国家央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释放巨量流动性，给全球经济埋下通胀的种子。

中国应打造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面对世界经济遭遇的“百年一遇”的罕见困局，中国应采取有效对策，从根本上说，就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大趋势。自2009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但也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增长极限”。在此背景下，中国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扩大内需，使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最近，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其重要性不亚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落地应主要依托消费内循环和科技内循环两大抓手进行。

首先是将促进内需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需要加大对“新基建”的支持力度，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和经济增长点。应更加重视超大城市群建设，加快农民工安置、户口等相关制度的调整与改革，通过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来扩大内需。

要长期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高房价会降低社会总消费需求，提高商业运营成本，分流生产性投资。在外需旺盛时，高房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不明显，但在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高房价会严重抑制生产性活动。即使房价走高会带来短期财富效应，但长期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空心化，降低国际竞争力，甚至引发经济衰退。因此，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将资金通过股市、债市等渠道引向生产性活动，为内需长期向好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对此，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促进原创理论的产生和原创发现的形成。同时要加强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有机衔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三是以“六保”为目标，实施灵活的刺激政策，加快市场化改革。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着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切实畅通产业循环。

需要指出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转向狭义的“自力更生”，更不是重回“闭关锁国”或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内外需相互促进，综合发力。中国经济将在“内循环”中实现补短板、扩内需，打破外部技术和贸易壁垒，更加高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内循环”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全球乱局下的外部冲击，在“外循环”中将更为灵活主动，从而“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事实上，在当前疫情重击全球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背景下，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向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开放市场，稳定外国投资者预期，提振投资信心，努力实现各方共赢。

展望未来，在新的内外“双循环”下，中国将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中心升级为供给和需求双中心。而且，凭借“内循环”的韧性，中国将为全球经济提供宝贵的“稳定锚”，进而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可以说，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不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中国经济回归均衡的有效战略，更有望长远驱动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一步。

（张茂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