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各国更加重视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全球资本加速向绿色和可持续产业流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原则（Environmental,Social, corporate Governance，简称ESG）及相关投资行为受到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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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的前世今生
早在18世纪，基于宗教教义的“排除性投资”概念即已出现，指不参与烟草、酒精、赌博、武器制造等的“好投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愈加突出，可持续发展受到重视，欧美公众环保运动兴起，投资者开始强调经济活动应更多考虑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概念（Socially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迅速发展。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大力推动下，“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于2000年成立，该组织号召全球企业遵守10项国际公认的价值观和原则，并于2004年正式提出ESG概念。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台《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UNPRI)并成立“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将“负责任投资”定义为“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积极所有权的策略和实践”，首次将ESG投资理念推广至国际层面。
ESG原则及评价体系的内容包括了企业在经营中需要考虑的多重因素，其中“环境”指标主要包括员工环境意识、企业对自然资源保护、环保投入、绿色技术、绿色办公等；“社会”指标主要包括产品质量安全、劳动规范、反歧视和性别平等状况等；“公司治理”指标主要包括董事会多样性及独立性、风险管理、信息披露、道德行为准则等。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具体实践，ESG旨在为投资决策纳入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进行考量的非财务性参数，形成企业基本面以外的考察指标。投资者可以通过观测企业ESG绩效，评估企业及其投资行为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贡献，这在“黑天鹅”事件频发的资本市场中具有风险管理价值，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可。
目前，国际上的ESG系统评估和信息披露标准逐步建立，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ESG原则体系。全球90%大型跨国企业均主动公开披露ESG表现。目前全球已有超过3000家大型机构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管理ESG资产总规模超过100万亿美元。2014年以来，全球ESG资产管理规模实现年均25%的增长，仅全球ESG基金所控资产已逾一万亿美元。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旗下管理着总价值653亿美元的ESG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随着ESG投资正在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主流，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银行将ESG指标作为投资、放贷的重要参照。重视创新、关注协同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受到资本市场青睐，倒逼企业着眼长远、转变发展理念，向绿色可持续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方向转型。除投资领域外，ESG原则近年来还加速向宏观政策、发展规划、风险管理以及规则制定等领域拓展应用。
隐形的“价值观武器”
欧美早已将ESG原则广泛纳入投资与监管实践中，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具有明显先发优势。1971年，第一支ESG基金——“和平女神世界基金”在美国成立。2019年，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发布《ESG报告指南2.0》，为所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和证券发行人提供ESG报告编制的详细指引。2020年，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2019ESG信息披露简化法案》，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更为细致的ESG规则，规范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秩序。欧洲议会2019年通过《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要求资产托管机构使用共同标准进行ESG信用披露，将ESG风险因素正式纳入金融可持续评估体系。
作为“非财务性指标”，ESG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其具备引导价值观的巨大潜力。近年来，欧美利用《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等多边共识，不断延伸于已有利的ESG定义，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强迫他国投资人接受保护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前提条件。近期，美西方加大利用ESG原则中的环保和社会责任等理念攻击抹黑“一带一路”建设，鼓吹“民主国家基建计划 ”。据悉，欧盟正在酝酿推出“可持续公司治理”，强制联合国要求企业审查供应商践行人权、环保纪录，对中国设置金融壁垒的风险明显上升。
ESG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ESG原则与包括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在内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在2017年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不久即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与沿线国家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借力ESG原则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利好。
一是从基础设施建设等“硬项目”向绿色投融资等“软联通”转型升级。绿色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建立“一带一路”框架下ESG政策协调机制、开展绿色标准一体化对话有助于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协同，促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中方还可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投融资优势，构建能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项目投融资提供帮助、促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绿色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框架下推动务实合作，增加沿线国家与中国利益相关度和对中国倚重，深化绿色伙伴关系。
二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发展进程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有效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态系统普遍较为脆弱，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近年来部分国家推出“绿色新政”，将投资可再生能源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战略选择。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加强ESG政策和标准对接，支持沿线国家加强环境治理能力建设、实现绿色转型，培育绿色经济合作增长点，释放绿色发展潜力，助力沿线国家搭建绿色金融体系、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维护良性竞合关系。加强“一带一路”与ESG原则兼容有助于中国搭建国际化可持续金融平台，推动ESG政策的国际接轨和合作。借助“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组织建设，在国际上打响“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品牌，加快打造“中国ESG标准”，不仅有助于中国提升“一带一路”国际信任度，优化多边合作氛围，打破美西方金融话语垄断和对华金融壁垒，还能增强中国在ESG投资和绿色发展领域的政策引导能力、标准制定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有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投资变革中争取主动权。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