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钦 郭昕欣:“一带一路”与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
2020年08月20日  |  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  |  阅读量:5786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剧烈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势在必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困境和“四大赤字”,根据自身经验提出了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思路,即“一带一路”倡议。经过6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国际共识,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求,并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选择和重要实践路径。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6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国际共识,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扩大和丰富。2018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再次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在这两个讲话中,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辩证关系,为“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结合指明了方向。 

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的新挑战

现代全球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现代国家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其中,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为世界贸易组织)等皆是由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机构。战后建立的这一全球治理体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及改善人类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交通运输、通信技术、数据处理等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交往、政治对话、文化交流愈益密切等因素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出现变化。在政治上,世界多极化呈现出新态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使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在安全领域,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及科学技术快速变革、大规模扩散,安全冲突蔓延到多个领域,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突显,国际安全挑战日益多样化与碎片化。这一系列变化使全球更紧密地融为一体,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但全球性的有效应对严重缺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冲击,全球治理出现“治理赤字”;国际竞争摩擦上升,地缘博弈色彩加重,冷战思维和工具被重新拾起,国际社会信任的根基遭受侵蚀,国际合作出现“信任赤字”;地区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人类社会发展出现“和平赤字”;全球发展失衡,尤其是贫富差距及南北发展失衡,导致一些国家与地区陷入动荡,国际社会出现“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不仅是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更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面对全球治理的困境及“四大赤字”,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公共产品。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之中,因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成为中国在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国家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2013年秋,习近平根据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不仅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宏大规划部署和面对全球治理赤字提出的公共产品,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合作倡议,更是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出现于国际舞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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