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应对全球化问题也需要各国加强内部治理
2021年05月24日  |  来源:北京青年报  |  阅读量:1806

日前,全球化智库(CCG)名家对话系列邀请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与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安妮·凯斯分析当下贫富差距与贫困的核心问题,探讨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等。

安格斯·迪顿在对话中表示,各国需要把国内问题解决好,而不是在外寻找替罪羊。全球化使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不仅加剧了各国面临的国内问题的严峻性,也加大了单个国家单独解决国内问题的难度。解决贫困问题、贫富分化及不平等问题,需要各国出台切实举措,也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安格斯·迪顿在对话中介绍,在世界各国中年人死亡率普遍下降的同时,美国中年人死亡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上升,其中没有本科学历的美国人更有自杀驱动力。他的研究发现,美国死亡率上升主要有三点原因:自杀、吸食毒品过量和酗酒引起的肝脏问题,他称之为“绝望的死亡”。有人将生活的困顿归咎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相同的问题,因此还是国内社会及政策问题所致。

经济全球化加快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度,但经济全球化也使一些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大,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状况。据报道,全球资产超1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的数量在2021年达到创纪录的2755人,几乎比上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其中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724人。美国亿万富翁拥有总资产4.4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近1.5万亿美元。

新冠疫情令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导致美国失业人数激增,数百万美国人勉强维持生计,但许多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公司,却为其高层发放了金额远超大多数美国人一辈子收入的奖金。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目前美国大公司高层的平均收入是公司普通员工的320倍。从1978年到2019年,无专业技能的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了14%,而公司总经理的工资上涨了1167%。疫情之下,公司高层大发横财,而被解雇工人只能排队领取食品救济。公司领导和普通员工的不同命运暴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分歧。

中国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巨大的贫富分化孕育着仇恨的种子,全球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不仅是威胁社会安定的毒瘤,也如病毒般会在人群间传染蔓延。

过去三十多年间,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经济全球化获得了高歌猛进式发展,然而经过国际金融危机和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经济全球化重启再加速,需要注入人本全球化的视角,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关注更多人的幸福而非少数人的福祉,关注人的感受与需求而非只看重经济发展数字。如果论及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有怎样的启发,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当是所有人尤其是为政者深刻理解的共识——不仅国家间、地区间如此,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也是如此。

部分美国政客和舆论将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认为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导致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下降,大量稳定而优渥的工作岗位流失,中国从中获益同时造成美国中下层的苦难”,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下产业链迁移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从全球比较视角出发,深度参与全球化且对中国市场依赖更大的德国,在一些美国已经衰落的生产性制造业领域仍占据优势。另一方面,特朗普正寻求卷土重来,面对中期选举和连任压力,在参众两院占据微弱优势的美国民主党在中短期内对华强硬仍将持续。一再渲染这种论调,只会使美国民意对华友好度继续降低,使中美关系缓和面临更为不利的舆论环境。

当前美国国内的情况再次表明,转移问题并不会使问题消失,解决国内贫困问题、贫富分化及不平等问题等,需要各国以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修建、技术培训及教育支持、收入及税收政策调整等惠及民生的政策举措,切实满足国内社会发展需要。

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下,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严峻的国内政治社会及经济发展问题。中国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但也需要防止“脱贫再返贫”现象发生。总之,解决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大及不平等问题等是具有全球性、综合性、系统性难题,需要世界各国及国内各界付诸更多勇气、智慧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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