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王静姝:美国“印太战略”有一个天然缺陷
2021年11月15日  |  来源:环球时报  |  阅读量:1550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5日开启亚洲之行,首站访问日本,随后将在16日至18日先后到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根据美商务部事先释放的信息,雷蒙多此行侧重点是东南亚地区,重点将探讨供应链、数字经济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也是对美国总统拜登10月在东亚峰会上倡议建立“印太地区”经济框架的具体推进。

回顾过往,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实际上起步于奥巴马任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迄今已经十年。从奥巴马、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始终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缺乏经济支柱。在华盛顿的战略设计中,无论“亚太再平衡”还是2.0版本的“印太战略”,都应当由军事、外交、经济等多个支柱共同构成。

然而,奥巴马任内未能推动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严重冲击对外经济合作,“印太战略”始终缺少经济支柱,地区对于美国这一战略自然也不买账。拜登执政后有意补足这一短板,不仅时隔四年首次出席10月举行的东盟峰会,还宣布向东盟投资1.02亿美元用于卫生、气候、经济和教育项目。

不过,美国要想如愿推进地区经济倡议、补足“印太战略”短板,显然面临重重挑战。从美国自身情况看,拜登政府推动外部经济合作倡议受到内生性动力不足的严重制约。新冠疫情持续发酵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外经贸政策的保守化。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就已处于“慢全球化”状态或已达全球化巅峰,世界贸易增长趋缓已是明显表象。对疫情的恐惧导致部分国家的发展越来越转向以国内为主,缺乏全球协调合作的抗疫经历也会让美国的经贸政策趋于内向化。比如拜登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以及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基建法案,都是美国将政策重点转向服务国内利益的标志。

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大对美国自身的投资和建设以提振经济和竞争力,从而拉抬在国内的执政颓势。由于未能迅速带领美国重返疫情前的状态、基建法案虽获通过但被认为姗姗来迟、一揽子社会支出法案仍未获得通过,所以拜登的支持率近期持续下滑,多家机构给出的数字都已低于40%。相比对外经贸合作等外交层面议题,国内社会民生、经济形势才是最能改善拜登执政满意度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仍将围绕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教育、移民等议题展开,“重建更好世界”仍将让位于“重建更好美国”,对外经贸合作不会成为重中之重,“雷声大雨点小”可能继续成为美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现实。

同时,美国“印太战略”中的经济合作倡议也将受制于地区国家的认知和意愿。美国的“印太战略”整体上服从于其谋胜“大国竞争”的总体思路,并非为了实现单纯的合作目标,而地区国家并不愿意将东南亚变为地缘政治的博弈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提出,不希望这个区域成为竞争和冲突的地方,也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这代表了地区国家尤其是东盟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时的心声:可以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但更强调保持东盟的战略自主性和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

在经济层面,繁荣发展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独特的“东盟方式”强调包容而非竞争,只要能够带来发展机遇,各国都可以在与东盟的合作中实现共赢。中国-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方企业在东盟的累计投资额也已突破1000亿美元,所建经贸合作区达到25个,为当地创造十多万个工作岗位。只要有利于地区发展,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内的各类推动自由贸易的经济协定,相信东盟都是举双手欢迎的。

相反,如果美国以“大国竞争”的战略目的推动夹带私货的经济框架倡议、谋求在地区建立排他性主导权、制衡或对冲其他国家与东盟的已有合作,这些都不会契合东盟追求自身发展和处理对外关系的逻辑。因此,美国“印太战略”若是选择构建谋胜地缘政治博弈的“小圈子”,目标是排除其他国家参与地区建设,相信这样的经济合作倡议在东盟、在地区都会举步维艰。

在安全层面,和平稳定是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2019年正式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明确指出要避免零和博弈,引导地区共赢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在国家数量众多、历史纠缠复杂的东南亚地区,维持地区和平稳定本就不易,美国对地区的安全介入不仅没有对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还带来地区军备竞赛和核扩散风险,这已引发不少地区国家的担忧和疑虑。

今年9月,美英澳达成AUKUS三边安全协议,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都表达了对此举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的关切。在东盟-美国峰会上,东南亚各国也纷纷强调地区安全架构应服务于和平稳定目标等基本原则。总体来看,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安全介入将进一步提升地区国家对“印太战略”的警惕,而这也将大大削弱美国推行“印太地区”经济框架的可信度。美国“印太战略”这块短板,注定难以补齐。

(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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