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王:您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在中亚研究中存在哪些问题?其原因是什么?

孙:在我看来，中国的中亚研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后继乏人。进入21世纪以来，中亚研究的规模不断变大，但是，专门研究中亚的科研队伍人数没有增加，反而萎缩了。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20世纪90年代转行来的苏联问题专家，研究功底很深，俄语水平高，对研究对象国的国情十分了解，研究细致深入，但当他们陆续退休之后，中亚的研究力量急需补充;其次，新培养的年轻学者不足以填补老一辈专家退休后留下的空缺。培养研究中亚问题的人才周期很长，成本也很高。因为研究中亚问题只靠第二手材料是不行的，要想成为真正的专家，一定要去实地调研。中亚地区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当地的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情况都很复杂，中亚各国独立后的政治进程、经济进程、人文领域的变化，需要学者去当地亲身感受和深入调研，不是看一两本书，去一两个中亚城市就可以成为专家的;再次，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之初，中国驻中亚的外交机构和驻外企业也需要了解中亚的人去协助工作，所以，那段时期培养的年轻人很多去了外交部或者驻外企业去工作，造成了一定的人才流失;最后，中亚问题研究人员少，也与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国内教育体制的变化有关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还有很多中学教授俄语，那时候俄语人才很多，现在学俄语的人才变少了，整个俄语片的学者数量都在减少，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更愿意去研究美国等英语国家，所以，研究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年轻学者相对缺乏。

目前来看，国内比较活跃的研究中亚问题的知名专家基本是50—60岁左右的学者，40—50岁的学者有一些，40岁以下的学者很少，中亚研究科研队伍很不稳定。

第二，研究成果缺乏深度，缺乏针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议题的持续关注和系列研究。美国和日本有些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问题，过去我们的老专家多年只跟踪一个国家，这样的研究才能足够深入，当然，要求一个人坚持十年只做一项研究是很难的，因此，目前中亚学界很多议题研究深度不足、不够透彻。另外，受到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中亚问题更多选择宏观视角，对一个问题的持续细致研究变少。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对中亚各国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仅从一个国家入手无法全面掌握和研究整个中亚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形势、地区形势还有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中亚各国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比如，研究“一带一路”或者“color revolutions”，只研究一个中亚小国是不行的。在此背景下，中亚问题科研队伍的学术结构、研究方向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三，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合力不足。虽然各机构之间会定期举办交流活动，但是，合作研究课题较少。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机构拿到一个课题会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一起合作，但是，各研究机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往往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合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每个机构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现在是各个机构水平参差不齐、选题大同小异，这种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目前，中国国内的中亚研究初步实现了多种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比如，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之间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还有就是英语和俄语甚至是其他外文材料的互补，“color revolutions”后，借助美国材料的研究成果变多，比如，对美国的中亚战略、美国与中亚关系的研究等。兰州大学的曾向红教授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文献，这对于传统的依靠俄文材料的研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第四，缺乏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一手资料不足。西方学者有做实地调研的传统，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中亚问题专家玛莎·布瑞尔·奥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对我说她几乎每年都会用半年的时间去中亚实地考察，这样的研究持久和深入，她的著作包括《中亚的第二次机会》等，玛莎在《中亚的第二次机会》一书中剖析了“9·11”事件之后中亚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对造成中亚地区动荡不安的国内、地区、国际因素、美国对中亚的政策、中亚各国的改革路径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国内学者缺乏这种经历，加上中亚国家网络尚欠发达，获得一手资料的可能性就更小。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使用的材料是从俄罗斯和美国的报刊、网站上获取的，而一些虚假的新闻报道也会对学术研究造成一定的误导。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研究中亚国家的途径是在每一个国家订一份俄文报纸，以及购买新华社的信息和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是比较真实可靠的。所以，当下中亚问题研究的独创性有限，新观点很少。中国的中亚研究经过十年的发展，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一定进步，但是相比国家的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王: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孙:首先，应该加强中亚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工作。希望国家能够给予政策支持，各科研机构要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并采取措施防止人才流失。应该建立完备的人才培养机制，从本科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引导学生学习中亚研究所需的知识，不只是中亚国家的语言，还应该安排实地考察，做好相关知识的储备。此外，除了掌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还需要熟知中亚各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经济、社会等多种知识，由于中亚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有些问题可能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的，所以，需要结合中亚的历史、社会、民族等来分析和解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在校研究生开始关注中亚，应该以此为契机，着力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和培养。

其次，希望中亚研究领域的各科研机构能够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比如,在中亚地区的国别研究方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室一共有五位研究人员，科研力量不足，加上研究室还承担其他科研项目，不可能像以前一样针对每一个国家安排专人来做跟踪研究，这样一来，传统的国别研究的优势就会减弱。但各科研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合作，形成合力。当前，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中亚五国的国别研究中心，我认为，各个科研机构可以跟这些国别研究中心合作，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帮助各个机构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专攻方向,从而深入对对象国的研究。

最后，应该加强中亚研究的学科建设。要规划好中亚研究的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方向，如果总是跟在别的学科后面走，体现不出来自身的学术价值和特点，这一学科的重要性就无法凸显。其实，在中国社科院中亚研究从很早开始就是重点学科，但是，如同中亚地区容易经常受到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样，中亚研究也很容易被其他学科影响，比如，受到俄罗斯研究的影响、美国研究的影响等。中国的中亚研究应该有独立的学科设计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方面工作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