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年号“令和”的颁布，不仅日本朝野十分重视，也引起了一洋之隔的邻邦中国人的关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一直使用年号，因此大家对年号并不陌生。日本启用年号，最初自然也是仿效中国，最早是在公元645年，年号为大化，截至“平成”已使用247次，能查明出典的，都源于中国古典书籍。唯有这次的“令和”，安倍特别强调是出于日本“国书”《万叶集》。

那么，为何这次不再考虑中国古籍了呢？《朝日新闻》的报道评论说：是因为构成了安倍政权支持基础的保守派人士，期待新年号不再依据中国的典籍，而选用日本的“国书”，因而有了这次公布的结果。

其实，这样的说法多少也有点似是而非。我们要知道，日本列岛上居住的居民，或者说后来形成的大和民族，原本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大概在中国的战国末年和秦汉之交时期，传来了农耕文明和金属文明，汉字虽然也有传入，但当时的居民似乎还无法充分消化吸收，后来又多次有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的移民进入列岛，便逐渐将中国的古典和汉字文化在列岛上传开。现存日本最早的书籍《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和《日本书纪》（720年）都是用汉字汉文撰写的，《古事记》因包含了较多列岛上古时代的传说和神话，行文稍稍有些怪异，读起来有些费力，《日本书纪》等则是颇为流畅的古汉语，有古汉语修养的中国人几乎都可无障碍地阅读。

7世纪到9世纪初，是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时代，大约在751年诞生了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五言诗居多，后来在9世纪初又诞生了两部受天皇之命编撰的汉诗集《凌云集》（814年）和《经国集》（827年），后者还包含了部分的赋、序、策等。与此同时，列岛本民族的“歌”的形式也渐渐成熟起来，人们觉得仅仅使用汉诗的形式还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心怀，于是渐渐产生了有汉字词语和本民族语言交杂在一起的“和歌”，汉字除了表意，还起了表音的作用，即一部分汉字用日语的发音读出来，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万叶假名”，即字还是汉字，但只是当作表音符号。

大约在10世纪左右，逐渐诞生了从汉字的草书中衍生出来的平假名和汉字的楷书偏旁衍生出来的片假名，可以自由地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再与中国大陆传来的汉字词语以日语的构造法混合起来，形成了后来的日语，大约在10世纪初，诞生了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以后又有各种主要用假名书写的文学作品问世。为什么叫假名？因为有真名，真名就是汉字。

由此可知，《万叶集》还是一部完全用汉字撰写的歌集，这次用作年号的原文，出自《梅花之歌》32首诗歌序文，可以说完全是汉文。新年号“令和”，主要就是来源于“初春令月，气淑风和”这两句。

有人指出，其实，这两句是对汉代张衡《归田赋》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改写，从张衡的语句中也可提炼出“令和”两个字。这里就不咬文嚼字了。但至少，要把《万叶集》归类为纯粹的日本“国书”，其实也是有些勉强的。第一，它完全由汉字组成；第二，选用的序文是一篇纯粹的汉文。当然，《万叶集》完全出自日本人之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部“国书”，它与之前的年号直接选自中国的古典，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只是，其间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联，却不是那么轻易割断的。

（本文来自《文汇报》2019年4月2日，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