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骥: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2019年01月24日  |  来源:当代世界  |  阅读量:5392


2018年11月以来,法国爆发了持续数周的“黄马甲”运动,其规模和暴力程度被认为是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为严重的抗议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如此,这场以汽车驾驶员必备的黄马甲为标志的运动还迅速传导到部分欧洲国家,引发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导火索是反对政府提高燃油税的政策,而政府增加燃油税的理由是为了促进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和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在全球治理中追求领导角色,其国内爆发的“黄马甲”运动所呈现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值得关注。
       法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民众对改革远期效果的信心,而低估了系列改革措施对民众眼前利益的影响和民众对民生福利的敏感。“黄马甲”运动使得高福利与经济效率这一法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2018年12月10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法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加班期间所获薪酬免税等一系列增加福利的措施,以平息法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凝聚民心走出危机。

  

 “黄马甲”运动背后的三对矛盾
       “黄马甲”运动看似猝然而起,由互联网上的个体倡议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街头抗议运动,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原因和矛盾。
       “黄马甲”运动所反映的第一对矛盾是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这在法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大大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制约了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增加了企业成本,并使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水平居高不下,还形成了民众对福利水平的刚性依赖。法国人因为反对改革而上街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年来法国政府推动削减福利、提高经济社会效率的改革政策无一不遭遇到民众的抗议。2017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上台以来,凭借着在总统大选中赢得的人气、在国会中占据的绝对优势以及其本人的坚强意志,推进了一系列提振法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并初步取得成效。从取消针对富裕阶层的社会团结税(ISF,即所谓的“富人税”)、逐步取消居住税到推动《劳动法》和国有铁路改革等,尽管也面临争议和部分群体的抗议,但都已落地实施。法国的经济增速有所提升,财政状况也出现了好转。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Insee)2018年3月公布的数据,2017年法国财政赤字降到了GDP的2.6%,是近10年来法国财政赤字首次达到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3%的上限之下。同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2018—2019年的财政预算也将把赤字维持在3%以下,分别为2.8%和2.9%。成功推动《劳动法》和国有铁路改革等一系列之前法国政府长期想推动但却又屡遭反对的改革,提振了马克龙政府进一步推动福利体系改革的信心。
       然而,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效却并未及时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改革的民生红利尚未释放出来。尽管经济增速开始提升、政府债务水平有所下降,但已经连续10年没有获得增长的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没有提高,就业率虽有所回升,但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达20%以上。加之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2018年以来,法国的柴油价格和汽油价格已经分别上涨了近23%和15%,提高燃油税政策的出台迅速激起了普通民众的“失去感”,已经逐渐积累的对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满集中爆发,抗议诉求也从最初的取消提升燃油税,扩展到增加收入、增加退休金、重征“富人税”、恢复一些被取消的公共服务、反对教育改革,甚至提出由公民启动直接公投(RIC)、要求总统下台等政治诉求。尽管大部分法国人对运动中的极端暴力行为表示反对,但支持“黄马甲”运动本身的人数占比却一直在70%以上。法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民众对改革远期效果的信心,而低估了系列改革措施对民众眼前利益的影响和民众对民生福利的敏感。高福利与经济效率这一法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再次突显。
       “黄马甲”运动反映的第二对矛盾是法国政治结构的失衡。此次“黄马甲”运动呈现出许多与法国传统抗议运动不同的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传统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运动呈现出无中心、无组织、无代表的特点。表面上看,这次运动的特点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广泛动员的。但法国历史学家热拉尔•诺瓦里埃尔(Gérard Noiriel)指出,单单社交媒体不足以让“黄马甲”运动达到如此规模,其根本特点是民众直接行动。在过去的抗议运动中,法国政党和工会通常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民众利益诉求的集中代表和与政府间的对话者,同时也是运动的组织力量和制约力量。尽管在“黄马甲”运动中,极右和极左政党都号召支持者参与运动,并提出了政治诉求,但没有一个政党成为整个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法国力量强大的工会也同样缺位。尽管运动有一些最初的发起者,但并没有出现被普遍接受的代表,以至于当政府提出对话时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真正代表整个运动的对话者。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直接面对民众及其扩散化甚至相互矛盾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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