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统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并非是在“黄马甲”运动时才发生的，实际上在2017年总统大选时已经呈现出这一特点。马克龙当选总统及其领导的“前进”运动的崛起正是在法国政治结构的失衡中出现的。这一失衡在大选中体现为传统政党出局、极端政治力量上升、非传统新兴力量胜出和投票率创历史新低。除去极端的暴力行为，“黄马甲”运动的方式实际上正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动员方式的一种延伸，而“黄马甲”运动所反映出的也正是2017年总统大选中所没能被释放的不满情绪和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出现了两大主流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都没有进入第二轮投票而提前出局的状况，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并且导致大选后主流政党的分裂和旁落。马克龙领导的“前进”运动虽然在大选后改组为共和国前进党，自诩为新型政党，然而其政治基础、利益代表和整合能力、组织人事建设等都尚处于发展之中，政府也已经历几次改组，共和国前进党能否真正走出一条跨越传统左右的道路尚需经历考验。此外，还有两大群体不能忽视：一是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没有投票（25.44%）和投了白票或废票（11.52%）的选民（双双创下196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他们的诉求并未通过大选得以体现，成了政治光谱中的“盲区”，也构成了“黄马甲”运动当中的主流；二是来自极左和极右的支持者。根据法国资讯电视台（BFMTV）民调显示，有91%的投票给极左翼“不屈法国”的选民和86%的投票给极右翼国民阵线的选民支持“黄马甲”运动。
此外，利益代表机制的失灵还体现在传统知识精英作用的缺位上。知识分子在法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社会的引领。然而，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知识和精英的权威不断被瓦解；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脱离群众”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政党上，也体现在知识精英阶层。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也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与社会间的缓冲机制。
“黄马甲”运动所反映的第三对矛盾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张力。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诞生地发生如此规模的抗议政府相关减排政策的运动，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的旗手的法国，其全球治理政策遭遇到国内政治的挑战。“黄马甲”运动展现了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力量在法国的进一步壮大。这一矛盾同样是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问题的延伸和加剧。在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等持反全球化、反欧盟立场的候选人的推动下，2017年大选议题被引向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反欧洲一体化、“祖国与欧洲”这样的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反欧盟和反全球化的主张在竞选过程中被大肆宣传。这一趋势反映出，随着法国在全球竞争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地位的相对下降，法国民众对于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和代价更为敏感，而极端政党和民粹主义力量则利用这种敏感情绪将法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欧盟和全球化。这一趋势实际上构成了对马克龙政府内外政策的制约。
主张进步主义、支持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马克龙的当选暂时缓解了国际社会对法国走向封闭和民粹的担忧。不仅如此，马克龙在外交上展现出雄心勃勃、积极进取的态势，大有重振法国大国领导地位的势头。在英国“脱欧”、德国新政府“难产”的情况下，马克龙系统地提出了“重启欧洲”的倡议；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安全甩手时，马克龙联合德国总理默克尔再度重启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在特朗普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下，马克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尤其是针对特朗普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多边国际机制的行为，在联合国喊出了著名的“让地球再次伟大”的口号。2018年11月11日，马克龙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100周年之机，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并精心创设了巴黎和平论坛，重申法国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承诺，并在演讲中批评国家至上的做法。一时间，法国似乎成了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旗手。然而巴黎和平论坛过去还不到一周的时间，11月17日就有近30万法国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以节能减排为由提高燃油税，“生态环境还是人民权利”的二元对立也被非理性地树立起来。极右和极左政党也借机将该议题政治化。极左政党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代价应该由富人而不是贫穷阶级来负担，主张恢复“富人税”。极右政党则主张“法国优先”，根本不应该以牺牲法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同时必须注意到，“黄马甲”运动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张力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都变得突出起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美国优先”口号的提出，近一两年来欧洲国家大选中极端政党和民粹势力的崛起，奥地利自由党、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都在选举中攻城略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尽管主张不一，但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浪潮给了法国民众感染与鼓舞，形成了民众抗议运动的国际土壤。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举动不啻是对法国政府气候外交努力的沉重打击，特朗普还在“黄马甲”运动发生后公开支持该运动的主张，甚至嘲笑法国政府也应该像美国一样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以至于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公开反击，让特朗普不要干涉法国的内政。
“黄马甲”运动背后的三对矛盾是相互作用的。法国社会中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致使法国在全球化中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当国家实力下降时，其在全球治理中提供公共产品和发挥领导力就会和国内治理的资源所需产生紧张关系。在此背景下，如果国内政治结构和利益调节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便能进行及时地调整；而如果国内政治结构进一步失衡，则会使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国内社会矛盾，最终形成社会危机。
“黄马甲”运动对法国外交的影响
追求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一直是法国外交的核心目标。同时，在战后以来的法国外交中也一直存在着一对基本矛盾，即维护法国独立主权与维持国际（欧洲）合作之间的矛盾。欧洲债务危机以来，随着法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下滑，这对基本矛盾更加突出。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开放的独立外交”路线与以勒庞为代表的“封闭的独立外交路线”之争，实质上也是这对基本矛盾在全球化危机和欧洲一体化危机中的再现与强化。“黄马甲”运动的发生说明这对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深化。上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对法国外交产生新的影响。
第一，马克龙执政以来积极进取的外交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一方面，马克龙已经宣布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紧急状态”，今后一段时期内，法国政府的精力将集中在应对“黄马甲”运动带来的危机上。短期内法国政府需要落实为化解危机所做出的系列承诺，包括增加最低工资、不再对加班征税、减免奖金税、取消养老金增税计划等。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也不得不缺席在波兰卡托维茨召开的旨在谈判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而从长期而言，法国政府不仅需要调整既定的结构性改革方案，重新考虑改革的利益结构和推进改革的节奏，还需要重建民意基础和政治基础，恢复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以及应对反对党的挑战。另一方面，从财政上而言，法国政府不仅没有获得计划通过提高燃油税所增加的税收，近期也不太可能再提出新的增税计划，反而要为一系列加薪和免税措施支出新的大笔预算，这势必影响到法国在外交上的投入和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