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直受到各界普遍重视，然而其概念含义至今仍不甚清晰，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也一直处于变动中。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然而世界银行只是归纳性地指出：相比较富或较穷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发达国家不是一天长成的，每一个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从低收入上升至中等收入再上升为高收入阶段的过程。长期历史数据也证明，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快速增长与缓慢增长现象，增长停滞不仅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存在于低收入和高收入阶段。事实上，美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860年至1962年，美国大的经济危机就有11次，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甚至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高收入阶段的美国也屡次爆发经济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同样使美国经济大幅衰退。因此，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陷阱没有必然联系，不是收入陷阱，而可能是道路陷阱。

不仅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和高收入阶段国家也会落入发展陷阱；不仅存在着中等收入阶段发展陷阱，也存在着低收入和高收入阶段发展陷阱。单纯地将收入水平与增长陷阱挂钩，忽视国家大小、人口多少、资源多寡、技术水平、制度差异等各种现实状况，以经济增长率和中等收入水平停留时间为标准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并以此作为依据制定相关的解决方案，不仅抹杀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也将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抹除，陷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注定低速增长的决定论。同时由于其仅仅聚焦于经济发展增速，片面强调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增加经济总量，作为评判经济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最终目标，不仅可能会使得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忽视经济转型升级的长远效益、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与表面繁荣；更有可能扰乱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阻碍产业体系的升级转型进程，损害经济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打乱国家长期发展进程。

现在，中等收入陷阱几乎已经成为解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遭遇发展问题的“万能”理论，甚至成为论证中等收入阶段国家遭遇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分化悬殊与社会问题频发的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由此陷入因果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隐性版本，其真实目的是掩饰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失败真相。而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强制断供芯片事件，都清楚地显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行业垄断壁垒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从而维持高额收益的行为。这无比清晰地证明：不突破西方国家的产业、科技以及金融垄断，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对内实行改革、调整经济发展策略，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