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益流行的“历史热”现象背后,除了纯粹的史学爱好者外,出现了一种史学民粹化的发展倾向,一些非专业人士、商业人士积极争取历史的解释权其身后则有着特定的政商利益。这一趋势,与“公共史学”的现代发展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中国历史研究一直都有浓郁的公共性的传统。公众参与历史演绎,是知识生产体系日益多元化的表现,是历史知识普及与传播的重要工作,但是一些人对历史解释的肆意歪曲和片面理解,无形中干扰了严肃历史知识的传播。

有人指责说:历史学界关在象牙塔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公众给解决了。曾经有媒体问我,公共史学对你们有什么冲击,你们准备如何应对公共史学的冲击。我回答说没感到任何冲击,至少对我们历史地理学没有。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个例子证明有历史学家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靠公众解决的。如果有,那也只是媒体的自娱自乐或是网络上的炒作。正像自然科学界一直都有一批所谓的“民科”,不时提出一些惊人的观点或成果,然后强调我们广大群众比你们科学家还厉害。

历史学方面也是如此。比如,有人说经过多年研究找到了明朝建文帝的下落。还有一段时间有人讨论一些历史人物,实际上都是依靠民间提供的那些“史料”,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制造的“证据”,却声称解决了千古难题,推翻了史学界的权威结论。媒体上不时见到这样的报道,将根本不懂历史为何物的人吹捧为民间历史学家或某方面的专家。有人声称自己有新的发现,收集了很多专家不知道的史料,而他所谓的“史料”出处,包括《辞海》、某某报纸、新修的某县志等。《辞海》是工具书,不能算史料出处,他连这一点都不清楚。

这一倾向首先表现为,一些人认为真正能够研究历史、能够解决大问题的,不是历史学专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民间的非专业人士。他们往往曲解“高手在民间”这一说法。如果民间真有水平高于专家的高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会被及时转化为专业人士。即使因特殊原因留在民间或保持业余状态,那么衡量他的水平和研究成果也得使用专业标准,而不会存在另外的“民间标准”。何况这毕竟是个别现象。

史学民粹化的倾向,还表现为随意泛化历史,将所有涉及过去的内容都当成历史,自以为了解过去就有资格谈历史,甚至评论、研究历史。如一位著名作家曾经用《水浒传》中的内容批判宋朝的腐败,一位非专业入士以自己的采访和“考察”为基础，重构秦朝历史等。

这种倾向的危险性,不仅体现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它最终指向的问题是:历史学和历史研究靠谁引领?是靠“民间高手”,靠所谓“公众”,还是靠历史学界?

从政治上讲,中国的传统就是主流的历史都由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引领,由正统政治来解释。而从学术上讲,当然应该由历史学界的专业人士,经过专业训练,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来得出结论并进行普及传播。

历史是后人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对已经存在的人,对过去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记录和研究。根据什么意识,由谁来选择呢?应该是在历史价值观的引领下由历史学家来记录和研究,而从来不是由什么“公共史学”来引领,我们专业历史工作者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

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公众对史学的冲击。所谓“冲击”的表面现象,无非是媒体或网络制造出来的“热点”或某些人的自娱自乐、自我炒作,而史学界对此其实波不惊甚至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史学界也不怕冲击,因为真正的历史记录和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冲击的。

因此,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分析当前所谓的“历史热”,不要在“历史热”面前自作多情、盲目乐观。当前的“历史热”很复杂,一方面的确反映出公众对历史很感兴趣，但大多数人感兴趣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贴着历史标签的小故事、小说、段子、戏说，或者是某某人在媒体上的表演。

当初中央电视台开设《百家讲坛》栏目,早期我曾经帮他们筹划,也邀请我去主讲。他们根据市场调查对我说:“你不管怎么讲,你要明白,你面对的这些听众、观众,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所以我后来很奇怪,有人在《百家讲坛》一讲,就变成著名学者,难道7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肯定你,你就非但成了学者而且是著名的了吗?在所谓“历史热”的情况下面,到底是要维持表面的“热”,维持自己那些粉丝或者吸引更多人来听你的课、买你的书?还是要坚持历史学本身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的学术意义、历史学本身的价值观,从而对大众进行引领?

在任何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对历史的解释权,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绝对不能因为存在像现在这样一种表面的“历史热”,就觉得应该让公众主导。公众可以参与进来,但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历史热”而去迎合公众,而是应该由我们专业史学工作者做引领工作。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把公众史学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专业的人员,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立场。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人文交流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