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指出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三大挑战（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及其对发展动能带来的不可小视的影响，并为此提出了2022年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部署了考虑周全的政策组合拳。尤其是为了做到稳字当先，会议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识、科技知识学习，并且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经济会议的精神，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2022年政策抓手和政策效果强化的切入点，以及对症下药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压力来源于三大挑战的现状，从而确保政策组合拳达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

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目标，是要完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保障和就业环境。在过去、现在和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主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投资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的空间，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环境的优化去激发居民潜在的消费能力。否则，没有经济增长作为保障、没有收入分配优化作为前提，没有构建解决大众后顾之忧所需要的社会安全网的完善，一切刺激消费的商业模式和政策红利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一直以来，美国奉行依靠货币宽松、财政让利（减税或补贴）的手段营造金融市场繁荣，提升投资和消费意愿，进而希望借此带来经济复苏。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效果十分有限，甚至还会引发资产的泡沫化和实业投资营商环境更加恶化等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同样效仿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日本和欧盟的经济表现中看出来，这种手段存在局限性，何况美国受到的疫情冲击并不小于其他发达国家。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该国家庭部门的偏好都有很大的异质性。即使美国当前出现了经济复苏甚至是过热（高通胀率、股票高估值）的表现，依然不能解决该国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以及有形资产部门的空心化带来的结构失衡、阶层利益冲突的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较大的供给冲击，对处在产业下游的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端的消费能力造成了一定影响，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现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共存的现象，而且当年资源配置的渠道和效率都不如现在。当前供给冲击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目前“两头在外”的增长模式（加工贸易中，进口的原料来自境外，成品复出口至境外）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优化，从而造成短板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和成就尚不匹配。

当前，无论是资源瓶颈问题还是技术竞争力不足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于是，优质煤的供给不足、数字科技领域芯片荒问题、国际贸易中遇到的集装箱难求的问题，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采取的保护主义行为，都加剧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获取全球化红利，从而确保需求匹配供给的难度。与此同时，去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再叠加疫情的影响，也给中国经济的投资动能带来一定压力。如果任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很可能会导致市场活力越来越受到压抑，更加造成供求不匹配的局面。

我们必须意识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和出口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主要的马车。虽然这些年消费占比日益突出，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但消费本身的增长率还是和经济增长率一样速度放缓，反而是境外疫情蔓延时刻重新彰显出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国制造业的韧劲。与之相对应的投资，却表现为过度集中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上，它的增量扩张并没有像2008年前那样带来相应的民营资本实业投资能力的增长。只是出口场景的改善，盘活了一部分民营存量资本继续留在实业循环的力量。于是，这种固定资产的投资，虽然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经济，改善了未来投资环境和加速了城镇化进程，但并没能很好地改善地方国企(只是提供投融资平台)的绩效和民企的营商环境，反而因地方债务的积累和房地产投资的金融高杠杆原因，使得实业资金的循环日益受阻、金融部门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

所以，在当前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带来的三大挑战形势下（即预期转弱带来的脱实向虚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供给冲击的挑战，以及全球新冠疫情长期化和全球经济进入长周期下行调整阶段带来的需求收缩的挑战），优化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解决结构失衡带来的堵点和痛点问题，就与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一样，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没有“六稳六保”的举措，就无法赢得时间换取结构优化的空间，但如果因此不做结构优化的努力，“稳经济”的效果也可能会越来越弱、代价越来越高。

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未雨绸缪灵活应对挑战

事实上，‍‍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当前国际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海外的供给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遇到“芯片荒”，‍‍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国产业链的复苏发力，所以这样的供给冲击‍‍也会影响到大家的预期，市场上会出现一种消极甚至保守的态度。‍‍这样的消极保守预期，又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投资意愿下降和消费意愿下降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不能够按照这样的场景来推动2022年‍‍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探索，并稳定好基本盘，则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所以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内容来看，我们能明显注意到会议强调“稳中求进”的特点。让‍‍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目前市场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成为‍‍非常重要的先发力，能够以时间换空间，给微观层面的主体‍‍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低的融资成本，‍‍以及更多的投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意识到，‍‍当前微观层面活力不足的很大一个原因，不仅仅是资金面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结构失衡的痛点堵点问题。怎么解决过去存在的行政垄断问题‍‍和已经出现的部分企业赢者通吃的自然垄断问题，‍‍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也是让结构政策解决好发展失衡问题的重要发力点。‍‍当然中美贸易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成本上升的压力，‍‍也必然驱使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要促使创新驱动尽快通过产学研的结合，把它转变为市场的成果和财富效应，其中，‍科技政策的落地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注意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共同富裕的前景息息相关，并且有助于避免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因过度依赖市场造成精英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这种模式使得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找不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的机会。‍‍这一点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打破了不平衡、‍‍不协调的政策发展的痛点，也是2022年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值得期待的重点。‍‍另外一个最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强烈感受到，融入世界、“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是中国走到现阶段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之一。过去中国的开放是“顺势而为”，‍但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将会“主动为之”，通过‍‍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以及负面清单的制订，通过合作共赢，‍‍打造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与各国共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同时中国也和世界一起共担风险，共创商机，共享价值。‍‍最后，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环境当中，任何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如何在继续解决好民生后顾之忧的同时，‍‍又做好突发事件的底线兜底，‍‍也是2022年国家经济建设工作迫切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有了这一套逻辑性非常强的政策组合，‍‍我们在应对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时就会更有信心，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将更多地由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驱动。

（孙立坚，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