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
2020年11月11日  |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  阅读量:3393

导语: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我并不能完全、甚至大部分认同后现代的观点。 

我这人有些实用主义,什么东西先拿来自己用用,不好的话,也不会轻易地相信它,所以,有人说我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许是表扬,也许是批评。这我不去管它,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理论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后现代历史学有根本的短处,这使它也具有很大的危险。 

记得有一次与以前的研究生讨论,有人说,中国史学很早就有后现代的思想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讲历史是由层层积累的伪史构成的。好像台湾的杜正胜也有这一看法,说古史辨派的理论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两千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太多糊涂。经过两千年的编造成为一个系统,什么是系统?就是零星的散乱的知识的合理化与秩序化,而秩序化恰恰就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顾颉刚说,“古史发生的秩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悖”,古史本来发生的秩序,和写作出来的古史所排列的秩序,恰恰是相反的。比如禅让,就是战国学者受到时势局势刺激后,在想象中建构的乌托邦,并不是真的,三皇五帝说,就是越古越晚出,因为要超过以前的传说,描写更古的帝王,所以就越说越古嘛。看上去,古史辨派似乎和后现代史学一样,要瓦解传统历史的真实性,重新寻找构成历史的知识与秩序,找出存在的古史观念是从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的。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古史辨派与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相同之处。这不一定对,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人那里,是为了支持它对中国历史的瓦解,以减少华夏传统对日本的影响,是重建日本民族主义历史的举动。过去,日本对中国历史非常尊敬甚至当成自己的渊源,白鸟的工作,是要瓦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内共同的历史的渊源。而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和白鸟库吉还是不一样。同样,它也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的秘方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葛兆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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