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象，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地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文章节选自《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增订版）》葛兆光著，三联书店2019-4）“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