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全球产业新一轮竞争已箭在弦上,中国要加快打造这个体系
2021年09月02日  |  来源:复旦大学  |  阅读量:2598

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分裂,以及新一轮科技竞争全面展开等因素影响下,中国现行产业体系面临严重挑战,迫切需要转型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是现代产业体系,建立面向未来、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适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关系“双循环”是否能够有效畅通的重要问题。今天的演讲,我主要围绕如何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什么是现代产业体系

所谓产业体系就是所有产业相互关联衔接的系统,它既是全社会所有产品投入产出相互关联的体系,也是所有产品供给、流通与消费的一体化体系,它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现代产业体系本质上是低碳环保、数字智能化、互联网平台化的投入产出体系,是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并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大规模智能化定制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与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相互依赖的,是以低碳、环保为特征的体系。同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已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性产业,渗透到各个产业。

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概念,它是现行产业体系不断变革创新、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果。影响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消费需求个性化、集成化和便利化的变化,新一轮数字、智能、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是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影响因素。客户需求导向下的新一轮技术进步已经引起了产业之间的边界消失,虚拟与现实相互连接,产业生产与服务组织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化使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战略与实现路径逐步显现。

中国有14亿人口,市场很大,中长期看,完全可以支持一个门类齐全的高端领先的现代产业体系。但是,我国现有人均GDP才1万美元,虽然摆脱了绝对贫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依然有9亿人口的收入水平不高,总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也有待优化调整。此外,近年来以5G通信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学技术创新已经全面展开,推动全球产业发展新一轮竞争的展开,新的发展格局已经呈现雏形。因此,认清现行产业体系的问题,从现实出发,根据“双循环”战略要求来建设面向未来的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显得十分必要且紧迫。

现行产业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那么,我国现行产业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呢?

现行产业体系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劳动密集型、部分资本密集但以低端技术为主的传统产业,其中既有制造业,也有农业与服务业;另一类是以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如航空航天、机器人、智能装备、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也包括现代农业与高端服务业。研究发现,到了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价格上升导致商务成本上升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盈利能力下降、全球竞争力减弱,传统产业基本上都呈衰落态势,于是这些产业出现区域性转移,本地产业空洞化开始。

虽然新兴高技术产业在中等收入经济体有市场需求,且需求增长速度也很快,但这一类产业的发展有两大困难:一是缺乏技术,需要创新,但研发需要资本与时日,不是马上就能迅速发展的;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会封锁技术,因为这类产业恰恰是其优势产业。因此,中等收入国家要发展起本国的、在全球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比较困难的。

研究发现,凡是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因为新兴产业发展不起来,传统产业又全面衰落,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下跌或停滞,失业与其他社会问题比较严重。这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产业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陷阱。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凭借自然禀赋、劳动力多、资源低价,加入了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我们的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出口为主,许多产业的生产环节基本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原来凭借人口、土地等资源红利的优势逐步消减,以至于这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下降,全球竞争力下降,产业开始下滑和衰落。

从近些年我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一些数据中可以发现,传统产业下行明显,新兴高技术产业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其在整个GDP中所占比重较小,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如此巨量的GDP增长。实际上,我国新兴高技术产业总体上还是处在成长中的幼稚性产业,产业链不完整,缺乏关键技术,缺乏全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兴高技术产业恰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因此常常面临打压和封锁。

更何况,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进步,新一轮工业革命展开,现行产业体系中所有产业还面临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挑战。数字经济最核心的东西是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以互联网为平台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这一新型生产方式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需要5G通信技术,需要大数据技术,需要人工智能,需要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需要智能装备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创新与应用的发展与竞争。

全球产业发展竞争新格局已经显现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产业的状况直接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当技术发生根本性变革时,产业革命就会爆发,而产业革命直接导致生产力的更大规模发展,带来经济大规模增长。进入21世纪后,各类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互联网、智能制造、新能源技术等的进步,以至于许多学者开始讨论新一轮工业革命爆发的可能。尽管全球对此尚未取得共识,但大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对谋求未来全球经济、政治、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科学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发展的新战略。全球产业新一轮竞争已经箭在弦上。我认为,现在至不远的将来,新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格局会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产业标准制定的竞争

新一轮产业竞争的最大特点是新兴产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的争夺,即谁能够建立起新兴产业的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生产标准,并获得足够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国家的产业就赢了,企业就赢了。一些国家对华为公司的阻击,主要是因为华为是全球采用非独立的3GPP-5G新无线标准制定的主要公司,且拥有一系列相关技术专利,而5G通信技术及其应用将会对未来新兴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过去中国一直是发达国家产业标准的遵循者和使用者,只能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上发展,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开始成为重要产业技术标准制定者,这当然是竞争对手不愿意看见、也是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治理权的竞争

所谓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治理权,是指能够掌控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业与供应商的软实力。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全球分布的今天,产品尤其是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实际上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相关产业供应商合作的结果。虽然这种合作是基于全球市场与多边贸易信用的,但拥有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治理权的企业就掌控了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上的关键资源、核心技术和广阔市场,例如半导体产业链上的芯片加工设备、芯片设计、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等就是如此。因此一旦竞争趋于恶性,谁拥有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治理权,谁就可以卡他人脖子。

(三)产业发展的平台竞争

平台已经成为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组织者,产业发展的竞争已经表现为平台的竞争。平台是产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交易、信息数据交互、创新等的一个重要的组织者。虽然我们有BAT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但是BAT只是在消费领域,在工业、制造及其他平台领域,如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距离。工业互联网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最重要平台,我国只是从2018年才开始推进这一平台的建设发展。而未来另一个重要的平台就是C2M,即顾客直接对着制造商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我们也才刚刚起步。可以发现,全球产业发展的平台竞争已经全面展开,未来会更趋激烈。

(四)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竞争

新兴产业发展与竞争的背后首先是产业新技术与创新的竞争,是新技术新产业创新的效率竞争,也是推动新技术新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效率的竞争,好的制度可以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激励多出、快出创新成果。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开始对其科研院所等开展“独立行政法人”改革,使其由“国家机构”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行政法人”,其核心特征是转变政府职能,下放权力、赋予用人单位自主权,结果取得了显著技术研发成果。在此基础上,2015年日本政府对“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进行了修订,首批31家“国立研发法人”被正式批准设立,其目标是提升日本产业技术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目前,日本又在积极探索“特定国立研发法人(超级法人)”制度的设立,以期打造具备世界最高研究水平的研发机构,出更多新产业新技术成果,保持日本产业未来领先地位。

又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科技创新体制与管理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完善中。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有720多家,类似我国的科学院体系,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其建立以来,一直以满足美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为使命,以“任务导向”为原则,根据美国的战略性科技创新需要,国家资本介入到国家实验室的筹建与运营中,并实施一套完整的预算与绩效评估管理体制,成为美国国家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为科技与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国家实验室经费全部来自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如能源部、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其中预算与绩效评估管理体制是国家实验室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绩效评估结果决定着实验室获得拨款的情况,决定了实验室科技创新成果质量的判断。

(五)产业创新人才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原先主要是争夺产业创新人才、产业高科技人才,到了今天有了新的变化。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出现设置障碍隔离竞争对手国家的人才,不接受其教育,不接受其工作,以这样的竞争手段来保护技术的领先性。尽管这不利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但至少保护了自己的技术秘密。从美国的近期表现可以看到,对产业创新人才的竞争已经到了如此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对现有教育体系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培养未来科学技术与新兴产业技术人才;同时建立新的人才引进、使用体制机制,如深圳已经宣布海外人才到深圳工作,可以减免(补贴)个人所得税至15%。

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持续国际竞争力

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双循环体系,是一个具有持续国际竞争力的体系。这样的体系具有较高全球产业价值链控制力,具有一定的价值链治理权,能够发挥知识溢出效果、产业关联带动作用;具有持续的以我为主的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不断地进行技术迭代更新,产业结构可以不断优化和高级化;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能够获取和高效整合全球资源,有助于形成低碳、循环经济、环境友好的产业生态系统。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最新一轮产业国际竞争的背景下,提高我国产业体系国际竞争力,需要根据“双循环”战略的要求对我国现行产业体系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在关键技术上创新突破,抓住数字经济转型机遇,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新兴高技术产业,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进行“扬长补短”,从而建立高质量发展、安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并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从产业体系的“底部”选择

所谓“底部”,实质上就是对新基础产业进行优先布局与发展。新基础产业即支持未来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智能产业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这样的产业可以从“硬、软、联”三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以5G、新材料、新能源、新交通等为代表的产业发展的“硬基础”,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IT软件等为代表的产业发展的“软基础”,三是以工业互联网、智能物联网、智慧电网等为代表的“互联性基础”。

新基础产业已经成为决定全球未来社会与生活、经济与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并对现行产业转型升级与未来新兴产业发展都将起到重大的基础性支撑作用。面对未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新基础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基础。上海应在新基础产业的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IT软件、工业互联网中选择引领功能培育突破口,特别要注意“软硬”结合,不能只考虑“硬核技术”产业,因为没有相应的软件操作系统,“硬核技术”产业几乎寸步难行。

2、从产业体系的“头部”选择

“头部”产业指最终产品产业,包括两部分:最终消费品产业,如汽车、服装、食品、旅游、制表、珠宝、化妆品等;最终生产品产业,主要是指供最终生产使用的各类生产设备、现代生活设备、工作母机、工业软件、办公设施等。从最终消费品方面看,我们还是有许多短板,产品生产技术、产品品质、产品种类等都不适应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因此从需求侧改革来看,如何在“头部”产业方面进行扬长补短十分重要。

从我国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迫切程度来看,“十四五”期间上海在产业体系的“头部”选择上十分重要,主要考虑那些产品复杂、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产业关联性大的产业。上海的产业中能够形成引领功能的突破口,应是作为最终消费品的智能互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作为最终生产服务品的商用大飞机产业、智能生产设备产业、智能设备操作系统产业、高端医疗设备产业。

3、从产业体系的“腰部”选择

“腰部”产业是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简单地说就是生产零部件的产业。一些零部件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非常高,是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有时甚至成为“卡脖子”技术。例如,数码照相机产业的高端光学部件,机器人产业中的四氟电机,大飞机产业中的飞机引擎。此外,许多类似高端芯片的零部件也是我国产业链价值链的关键约束。“十四五”期间,上海要在“卡脖子”的高端零部件产业方面进行扬长补短,努力争取在某些领域形成突破,打造一个在国际市场有强大竞争力的“腰部”高端产业,引领我国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

上述三个方面的“扬长补短”最终是否能够实现产业高端化并发挥出引领相关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大功能,关键在于在这些产业中是否能够成长出一个或若干个世界级科技创新型企业,成为全球相应产业领域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成为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引领功能的载体。

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总体战略应该是“抓住机遇、基础先行、弯道超车”,这要求我们进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有跨越与赶超的勇气与动力,抓住消费需求转变的历史时刻,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我国起步不算晚,而在5G通信方面,我们已经有领先优势,在高端智能设备制造、数字制造方面,也在不断进步。为此,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开放,通过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并举,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发展形成高端、高新、高效为主的产业体系,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尤其在制造业方面努力实现突破,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成为全球产业体系的领先者。

(芮明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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