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危机源自其内部

近来，奥密克戎（Omicron）引发了新一波的新冠感染潮，欧美多个国家纷纷切断了与几个南部非洲国家的往来。我认为，欧美这种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也是自欺欺人的行为。新冠病毒，不管是哪一种变种，我都把它称为“public bads”——“public goods”是好的国际公共品，那新冠病毒就是坏的公共品。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互相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上发生事情，你从一个角跑到另一个角，最后还是跑不掉的，自己最终也会成为受害者。除非永远地断裂开来，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大部分非洲国家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好的时候去剥削，出了事情就跑掉，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 

西方国家本身内部治理做得不好，就是因为所谓的民主化。西方早期的治理相对有效，因为那时他们的政府比较强大；现在在新自由主义的干预下，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且政府干预社会生活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欧美政府实际上只能袖手旁观。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什么政体，统治阶层和精英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当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希望了。西方现在为什么堕落？就是因为统治阶层和精英堕落了。他们自己管理不好社会，对民众没法负责，就想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比如所谓的“民主峰会”。西方民主的危机明明来自于内部，民主质量的恶化跟中俄没有关系，但他们偏要推给中俄。内部问题解决不了就外化，最终仍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反倒让问题更加恶化。 

西方国家对于本国的疫情很难做出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但这次对于南部非洲国家的断航却非常快速且决绝。至于是否是地域歧视，西方一直在说地缘政治是他们提出来的，而所谓的地缘政治，说难听点就是地域歧视——对自己来说重要的地区，就非常重视；不重要的地域，发生什么都不管。这其实也反映了西方自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种族偏见，只不过现在因为政治正确，这种话不能明说，实际上他们还是在进行的。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来在电视讲话中提到，疫苗不平等不仅使那些没有获得疫苗的国家付出代价，也威胁到全球抗疫努力。而妨碍疫苗公平分配的主要障碍是大国的责任问题。治理“国际公共的恶”（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大国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相关生产要素几乎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小国家是没有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只能坐着等死。 

但恰恰在大国责任这个问题上，大国又表现得那么自私，除了中国——习主席刚刚又答应，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当下的疫苗生产能力实际上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只是有些大国过于自私，或受既得利益者的垄断影响，于是小国家就发生了这种非常悲惨的情况。 

中国的2.0版是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

面对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 我认为不要希望美国不打压我们，不要幻想西方会对中国友善起来并主动来理解中国。遏制、打压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西方本身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的逻辑，我们说“你这个是错的，不要强加给我们”，但他们仍会强加。当然，别人指手画脚你也不要怕，我们要有信心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就像中非关系好不好，不是欧美说了算，而是中国跟非洲两边说了算的。 

当然，不是所有西方人对中国都是恶意的。我们要分清楚，西方对中国有恶意的主要还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反华反共的人，大部分老百姓还是会认同中国老百姓的。对于西方善意的批评，我们还是要接受的。 

目前我们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经济复苏也正面临非传统挑战。我觉得论坛的主题提得很好——“多边主义2.0版”。近几年我们就多边主义问题与西方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西方的多边主义是针对中国、俄罗斯等第三方的，美国的盟友被我们称为“团团伙伙”。而我们的2.0版本有三个特点：一是多边的；二是针对问题（issue），像上合、金砖国家、“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等等，是为了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开放包容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包括“一带一路”，我们也欢迎美国等任何国家参与。所以，跟美国针对第三方的多边主义1.0版不一样，我们践行的是新型的多边主义。 

像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这些都是人类的公敌，以后类似问题也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在融合2.0版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有能力进而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现有的国际秩序架构完全沿袭美苏冷战时期，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传统安全观之上。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新的多边主义和新型国际秩序。 

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但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

中国在新一轮开放中如何从规则上争取话语权？要知道，现在互联网大公司集中在中美两国，欧洲没有一家好的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欧美都有自己的互联网规则，而我们中国的互联网规则只适用于我们内部，走不出去。这是因为欧洲善于把市场转化成规则；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互相开放，所有的量整合成一个规则；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就像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所以，我们要解放思想，改革一下就可以把巨大的量转化为规则制定权。 

当然，规则是要通行的，而通行就是要适合各个国家。正所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我们现在制定国际规则，就跟西方不一样，他们以前就是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我们是“有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此外，人才非常重要。目前我们既要培养自己的懂国际事务的人才，也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国际人才，这是中国责任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各个校园已有不少外国留学生，但量还是太少。 

对于外宣格局的问题，我认为一定要避免“我就是世界”的感觉。美国现在出了很多问题，美国很多国会议员连护照都没有，就是因为他们把美国看成是世界。我们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但绝对不要把自己看成世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虚心地去了解世界。

另外，论通信的手段技术，中国的媒体不比BBC、CNN等国外媒体差，但在话语权上为什么落后？背后的原因是知识体系。我一直在强调媒体要有力量，背后一定要有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的支撑，媒体就只有一套技术表达方式了。

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建立了知识体系后，一直在推广西方的价值观；我们如果真的要解读中国，树立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形象的话，我们也要有一点西方以前的传教士精神，要不怕苦，要做得细，要真正地从人心出发。 

也因此，当西方用意识形态妖魔化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要互相妖魔化；我们要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踏踏实实地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西方少数人恨不得我们整天对骂，这正中他们下怀。 

要建立中国原创的社会科学体系

在中外民众意识形态鸿沟巨大的现状下，如何树立中国的国际观和国际形象？中国的实践故事本身就很好，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众多数据，随便拿一个出来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迹，这是基本事实。问题是，我们要怎样根据这些基本事实来解读共产党、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老实说，我们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人数是最多的，但是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从毛泽东这一代到习近平的新时代，我们强调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但要讲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行，首先要讲清我们如何切实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我们大量的研究。作为学者，我觉得不要总是重复总书记讲过的话，而是要把他提到的原则、方向再细化，这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讲清楚。 

像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就是美国建国时的那些领袖的思想合集，我们可以去看看美国学界有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来研究。我们现在的一些工作还是太简单了。很遗憾，很多把毛泽东思想解读好的著作还是西方人写的，再比如研究邓小平理论，我们不能忽视傅高义的书。 

所以我觉得近代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是需要反思，老是用人家的概念理论，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如果你是应用型的，人家就不在乎——西方人一看，这是我的理论、我的方法，你只是做了案例研究，他就不感兴趣了。可以说，原创就是力量。如果中国建立不起自己的社会科学的话，就难有说服力。 

所以我一直在讲，读懂中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核心问题就是要建立起一套基于中国实践、基于中国经验、能解释中国现象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