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动“去工业化”：成因与结果

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不同，俄罗斯的“去工业化”既非经济发展以及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的自然结果，也非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更非俄罗斯企业基于比较优势在全球配置资源而导致产业转移的结果。俄罗斯的“去工业化”是被动而为之，是三种因素驱使之下的结果。其一是经互会解散和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经互会解散和苏联解体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产业分工和协作被打破，与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被割裂，制造业赖以发展的统一经济空间分崩离析，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传统销售市场骤然萎缩。其二是“休克疗法”式激进转型造成的影响。以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大规模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三位一体”的改革政策组合实施后，经济危机加剧，财政危机、货币危机、投资危机相互交织，制造业遭受重创，其中军事工业遭遇断崖式下跌。其三是逐渐固化的自然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对制造业发展空间的挤压。

挤压主要通过三种“效应”传导。首先是“挤出效应”。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背景下，能源行业的巨大利润空间使其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增加，相应制造业的吸引力下降，由此产生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其次是“收入效应”。能源出口收入增加使国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升级，引致对制成品进口的需求增加，对本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再次是“汇率效应”。巨额能源出口收入推动卢布大幅升值，降低了本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导致其外需下降。综上可见，俄罗斯“去工业化”进程是对苏联解体与制度激进变革的“被动适应”，是工业结构向低端化的逆向演进，是经济增长方式日益能源原材料化的过程。

“去工业化”使俄罗斯陷入出口资源能源产品、进口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的恶性循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根据2015年价值链分类数据计算结果显示，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联类型属于有限初级产品参与型，与澳大利亚和非洲部分国家属于同一类型。联合国统计司数据显示，2016年按制造业增加值排名，俄罗斯仅居世界第14位。俄罗斯制造业产值约为中国的1/32，美国的1/11。代表俄罗斯制造业精华的军工产品出口近年也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14-2019年俄罗斯武器出口相比2010-2014年下降18%。

二、“新工业化”探索：战略选择与政策举措

鉴于俄罗斯“去工业化”成因与后果的特殊性，有别于西方国家，俄罗斯学界更多倾向于选择“新工业化”（New industrialization）这个术语来阐释俄罗斯的探索与实践。俄罗斯的“新工业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传统优势产业部门进行现代技术改造，促进其复苏；二是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三是打造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主要目标是摆脱能源原材料型增长模式，实现创新发展。

2008-2013年是俄罗斯“新工业化”战略的逐渐形成期。2014年全面“新工业化”进程启动，其中2014-2018年以进口替代为主，渐次推出的政策工具包括：设立工业管理服务平台，推出工业项目融资支持工具，助推制造业产品出口，鼓励兴建工业园、技术园和工业集群，培育前沿技术型企业与国家冠军企业。2018年以后则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注重科技牵引、数字赋能、制造业综合发展，将发展重点聚焦在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上。在发挥科技牵引作用方面，以《科技发展战略》确定的2030之前科技发展的七大优先方向为基础，实施“科学”国家项目、《2030年前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全创新链整体科技规划和全创新链整体科技项目，设立“国家技术首创计划”卓越创新中心；在数字化、智能化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实施数字经济发展国家项目、人工智能发展联邦项目和“数字工业”规划；在综合规划制造业长期发展方面，制订《2024年前及至2035年俄罗斯联邦制造业发展综合战略》。

三、“新工业化”挑战：要素投入与制度构建视角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通过创新驱动加快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抢占未来战略竞争制高点，实现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跃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俄罗斯”新工业化”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从业已实施的政策实践初步效果看，其并不理想。鉴于很多政策措施尚未真正进入落实阶段，效应尚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毋庸置疑，俄罗斯“新工业化”探索将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

第一，技术供给层面的挑战。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看，2020年俄罗斯科技创新实力排名第47位。俄罗斯在224个前瞻性研究领域，即涉及经济和社会74个行业和部门发展的研究领域，已经显示出与世界领先国家的巨大差距，特别是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密切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依托研发投入水平、科研人才实力、研发投入主体、创新链和产业链衔接状况等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从上述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动态变化看，俄罗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堪忧。研发投入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下降、企业创新积极性严重不足、研发和实体经济部门脱节等问题比较突出。

第二，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层面的挑战。高素质人才供给后继乏力的问题已经显现：2013-2018年29岁以下的副博士缩减45.2％。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19年俄罗斯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人数排名第10位，2020年已排至第15位。高素质劳动力供给萎缩的同时，人才流失或将难以抑制。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显示，俄罗斯高素质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对外移民倾向，约有50％左右的科研人员、高层管理人员、IT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有移民国外的计划。

第三，资金投入层面的挑战。投资不足是阻碍俄罗斯“新工业化”进程的顽疾。2009-2018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平均不足18%。因投资不足，制造业固定资产磨损率高达50.2%，劳动生产率仅相对于美国的2/5。抑制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分别是需求不足、利率因素和营商环境因素。从2014年以来，居民收入连续下降，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传导到生产部门引起产能过剩。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货币政策执行“通胀目标制”，维持较高利率，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高科技产业。营商环境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投资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第四，制度层面的挑战。俄罗斯制度环境方面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政府是科技创新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主力的情况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影响国家整体的投资效率和创新能力。二是投资和创新环境管理方面存在问题。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竞争、减少行政审批手续、提高司法解决争端的透明度和效率等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三是对私营高科技企业的支持不足。俄罗斯目前主要支持国有公司创新，对私营高科技公司的支持不足。私营高科技企业很难获得来自国家和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相应的税收优惠和出口支持政策缺乏，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还经常受困于行政限制。

（作者：高际香，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本文摘自《北方论丛》2021年第3期。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