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化是近年来霸权国对外政策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借安全理由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切断网络连线来破坏他国日渐成长的权力基础。作者考察了霸权经济安全化的动因、机制与影响，进而探究霸权采取经济安全化手段威胁或实际切断他国对外联系会夯实还是侵蚀自身网络性权力的基础。所谓网络性权力是指依托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控制节点及其连线的能力，具体包括节点的主导地位、连线的联系程度以及掌控节点及其连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通过在理论框架中引入苏珊·斯特兰奇的知识结构概念，作者将霸权国使用网络性权力的“断网”行为进一步刻画为对国际经济网络中知识要素流动的干扰。对高科技产业链网络、国际金融网络和国际网络空间的案例分析发现：从整体和长期来看，经济安全化的“断网”“脱钩”行为会破坏霸权网络性权力的知识、物理和法理基础，产生霸权侵蚀效应。辨明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网络性权力兴衰的关系，对于理解当下国际环境中的大国博弈动态具有现实意义。

霸权国在动用“武器化”的网络性权力（如高科技领域“脱钩”、投资安全审查、金融制裁以及切断网络信息传播等）时对自身行为进行了舆论包装，即其面临“安全威胁”而不得不诉诸相应经济“断网”行动。笔者将这些现象统称为经济问题安全化（简称“经济安全化”），并尝试从结构与过程维度探究霸权网络性权力的兴衰。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霸权国试图采取经济安全方式将他国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做法究竟是夯实还是侵蚀了霸权国网络性权力的基础。

一  基本概念与文献综述

既有对经济安全化现象的研究主要围绕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展开。随着相互依赖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概念的提出，学界开始将其同网络性权力联系起来。既有研究对以上现象进行了概念化，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基本的描述。但是，尚无研究将以上概念整合进一个分析框架中并梳理出完整的逻辑理路，而且相关研究在结合网络分析时对网络性权力分析要素的使用不够清晰。

（一）经济安全化

经济安全化描述的是一种经济－安全在对外交往中相互关联的现象，表现为国家以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将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泛政治化”，用政治安全思维指导或干预本国的对外经济活动。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和艾米·金（Amy King）认为，历史上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一直存在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只不过不同时期的关联各有不同，由此将中美关系推向不同方向。近十余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济—安全关联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安全化，美国政府愈加重视中美经济交往中的技术扩散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安全影响。经济安全化现象虽领域不同、特点各异，但也具备了两点共同规律：其一，以保护国家安全的理由为相关经济打击行为背书。不仅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向如此，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亦可能如此。其二，借用了美国网络化的权力威胁或实际上将他国的对外联系切断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二）网络性权力与相互依赖武器化

亨利·法瑞尔（Henry Farrell）和亚拉伯罕·纽曼（Abraham L. Newman）提出一种理解相互依赖的新视角，将相互依赖视为一种能够在国家间产生持久的、结构性的权力不均衡的网络结构。在这一视角中，网络与结构成为两个关键概念。一方面，网络由“节点（nodes）”和“连线（edges）”组成。节点代表网络中的各类行为体，连线则代表在节点之间传递信息、资源和影响力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的主要表现形式。“网络结构”就是指节点和连线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结构性”在这里具有四个方面的意涵：网络联通性，系统决定性，资源分配性以及相对稳定性。一般来说网络结构在形成后是不对称的。网络中有小部分节点作为“中心节点（central nodes）”或“轴点（hub nodes）”，其所联结的节点要更为广泛、所拥有的联系要更为密集。不对称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均衡权力分配。就国际经济网络（如金融信息网、供应链网和互联网）而言，跨国企业等国际市场主体中有小部分成长为网络轴点，相比其他节点具有更丰富的网络资源。一些国家利用国际经济网络结构的不对称，通过掌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来对他国施以强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通过“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施展网络性权力。

（三）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第一，既有文献缺乏对网络情境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清晰说明。其实，在分析国际经济网络时可以将国家同非国家网络行为体区分开来，将（霸权）国家的网络性权力理解为其“依托网络的权力”而非“网络之中的权力”；第二，网络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中。虽然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网络结构形态并非永恒不变。在大国竞争时代，考察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网络性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第三，既有文献将网络性权力的使用等同于相互依赖武器化，未做进一步区分。其实，在博弈的情景下可以划分出使用网络性权力的正负两条路径：正向行使网络性权力指借助已有权力进一步强化本国的权力基础，使本国掌控的轴点对于整个网络来说不可替代，意味着依托权力从国际经济网络中不断获利。而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指借助自身权力破坏他国的权力基础，使对方掌控的轴点对于整个网络来说并非不可替代，类似于相互依赖武器化中的“扼流闸阀效应”；第四，连线相比于节点被置于从属位置，其分析效力未能充分发挥。连线数量与连线强度共同决定了节点拥有的网络资源，因而连线及其承载的要素对于网络性权力至关重要；第五，既有文献无法动态解释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和新现象。网络性权力的使用及其依托的基础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霸权国切断或威胁切断与系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连线给网络性霸权本身也带来了溢出效应。

二  网络性权力的逻辑：切断知识连线

在搭建理论框架时，为解决既有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回答上文提出的连线承载什么资源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延续了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关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路径，将“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纳入理论框架的搭建过程，展示了各类结构性权力的互动。本文选取知识结构为关键变量来分析国际经济网络，主要是因为知识在理解各类权力结构的互动中处于中心位置。知识从主观观念和客观信息两方面来看都具有塑造现实世界的关键性。此外，知识结构的扩散性和知识要素的传递性也是本文将其嵌入网络分析的重要依据。在斯特兰奇的分析框架中，知识结构不仅包含知识和理解，还包含“知识的传送渠道”，因而其“衍生的力量常常是扩散的”。

经济安全化的行为驱动、权力来源和实施路径内嵌于知识结构与系统网络之中。知识结构虽然具有扩散性，但其中知识的扩散是受限的。霸权国诉诸经济安全化的背后正是限制知识扩散这样一种基本驱动。知识的聚集处即节点／轴点，知识传递的通道即连线，掌握节点和掌握连线都是占据知识结构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来源。（霸权）国家掌控轴点就能控制连线、决定连接或断开知识供应。切断知识供给或流通渠道亦即“扼流闸阀效应”。

本文的自变量是霸权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借助“扼流闸阀效应”切断知识连线。本文的因变量是霸权的网络性权力，亦即依托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控制节点及其连线的能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节点／轴点的主导地位，指节点/轴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与比重（物理维度）；二是连线的联系程度，指连线承载的知识流量是否具备相对优势（知识维度）；三是掌控节点／轴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主要依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法理基础，也依赖国内的制度规范支持（法理维度）。在网络性权力的负向实施逻辑中，权力相对下降或利益受损构成霸权国使用网络性权力的起因。霸权国将经济问题安全化，诉诸安全理由试图修复本国节点的地位、抑制他国主导的具有竞争力的新节点。霸权国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的过程表现为借助掌握轴点及其连线，通过切断竞争对手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尤其是霸权国治下的轴点）的连线阻碍知识流动。

笔者根据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假设1（霸权护持效应）：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借助“扼流闸阀效应”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切断知识连线，阻滞竞争对手得自网络的功能性、溢出性红利，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将得以护持；假设2（霸权侵蚀效应）：霸权国采取经济安全化战略，使用“扼流闸阀效应”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切断知识连线，伤害了自身的权力基础（物理、法理和知识），霸权国的网络性权力将会下降（见图1）。

三  案例分析：美国对网络性权力的负向使用

本部分选取高科技产业链网络、国际金融网络和国际网络空间三个领域，围绕美国政府近年来在各领域中的政策动向进行案例分析。科技、金融和互联网皆是依托经济全球化而生长和最终编织起来、具有联通世界特性的网络结构，且霸权国在这些网络结构初创阶段的权力主导优势明显。其中，美国政府的行动具有明显的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的特征，既体现出各国在获得和享用知识方面的权力差异，也体现了知识结构与其他结构的互动（具体分析过程略，总结见表1）。

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中均存在明显的网络形态，且霸权国向崛起国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的行为逻辑与理论部分提出的预期机制基本一致，即不对称权力优势相对下降—为了打压新兴节点而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借助掌握轴点及其连线来切断或威胁切断知识传递。霸权国在切断网络连线时往往会首先切断连线存续的法理依据，援引某些国内法律法规或原则规范指称某条网络连线的存续不合法理，为带有单边主义色彩的切断行为提供依据。虽然在实际执行中，不同案例的切断连线会有程度差别：轻则减少连线中流动的知识要素，重则基本隔断某对节点之间的连线，但最终两项假设均可得到验证。霸权国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确实可以部分地、短期地掐断知识要素流动，阻碍崛起国潜在轴点的顺利成长，维护其控制下轴点的知识垄断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性权力的实施可以带来一定的霸权护持效果。但霸权侵蚀效应也在同时清晰展现：网络性权力的知识基础（连线的联系程度）首当其冲。霸权国在寻求与崛起国“脱钩”的同时往往也切断了网络中联系强度最高、知识要素最密集的连线，其自身从网络中获取知识要素的能力同样因此遭受冲击。而且网络性权力的物理基础（轴点的主导地位）也会随着切断程度的加深受到威胁。通过刺激其他节点减少依附性，霸权国控制下轴点的中心性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减弱。最终网络性权力的法理基础（掌控轴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在国内外均遭受侵蚀，霸权国的对外政策越发难以获得足够的认可和支持。总之，虽然霸权国未必因为霸权侵蚀效应的存在而放弃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但霸权侵蚀效应对于网络性权力自我强化机制的破坏是全方位的。

四  结论

本文将知识结构内嵌于对国际经济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认为国际经济网络中存在由一类重要的流动要素即知识要素所构成的权力结构，并由此出发探讨霸权国以安全理由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切断知识连线对网络性权力的影响。可以从财富与权力、国家与市场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连线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是由市场驱动的，目标是最大化全球财富；连线的切断则出于经济安全化的动机，是由国家驱动的，目标是霸权护持，与企业利益既有一致也有矛盾；切断连线会伤害财富的获得，也会伤害网络性权力本身。

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秉持了民主党建制派的传统思路，更擅长正向行使网络性权力，即加强内部建设以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会就此从霸权国的对外政策中隐去。近来发达国家内部关于组建“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的呼声高涨。如果拜登政府得以高水平推进这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排他性的科技联盟，短期看将能够整合多国的网络节点甚至轴点并增强对网络的控制力。但美国过度地负向使用网络性权力、以经济安全化为由切断知识连线，中长期看在物理、法理和知识三方面皆会损害其网络性权力。针对霸权国负向行使网络性权力的行为取向，各国既要重视经济安全，又要避免“脱钩”悖论，即各国皆追求安全采取内向化策略，逐步丧失经济联系，导致现实中的“脱钩”。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作者：任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研究员；孙振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