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错综复杂，最直接表现是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中国议题、制造负面标签、营造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框架结构，对中国的抗疫行动以及国家体制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其实质是之前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的延续和升级。造成这种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根源是相互叠加的三重因素，即后真相政治导致舆论场扭曲，使得国际公众产生认知偏误；计算宣传制造虚假舆论，算法加剧了过滤泡效应以及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导致西方社会对华“深层不信任”凸显。面对部分负面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需要警惕意识形态冲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震荡，这一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了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多变。清华大学赵可金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关系是“双重冲击”，即疫情冲击（Pandemic Shock）和舆情冲击（Panic Shock），而后者的影响或者伤害更大。国家或群体间价值观念的分歧对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走向有着深远影响。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所面对的国际舆论场出现了怎样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智能媒体方兴未艾、算法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下，这一变化可能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尝试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对中国应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提供参考。 

中国与国际舆论场：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及其表现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舆论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抗疫行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的防疫物资和宝贵经验，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支持与肯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赞扬中国为控制疫情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中，部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他们否定中国在抗击疫情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在病毒来源、病毒命名、疫情信息公开、国际合作与责任、抗击疫情的经验做法等问题上借机污名化中国。“中国病毒论”“中国担责论”“虚假宣传论”等负面舆论在3月19日达到峰值（此后下降），“中国赔偿论”和“借疫获利论”等负面舆论尽管热度不高，但是也被西方媒体反复炒作。

可见，中国所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是在关键“时刻”所引发的一定周期内具有威胁性或比较被动、不利的舆论背景下生成的。这里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有两个：一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二是2016年美国大选和特朗普政府执政。前者其实是后者基础上的延续或者关键“时刻”的叠加。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强调回归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躲闪后撤、退群废约，不愿承担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放下霸权，拉开架式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竞争。当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走向新阶段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百年大变局的一种映射。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所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从直接的表现来看，西方媒体在其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中国议题、制造负面标签、营造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框架结构，对中国的抗疫行动以及国家体制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舆论场中，国家、政府、政党或者民族一般是陷入舆论斗争的主体。“从空间政治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际舆论仍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表现单位，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在以西方国家和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舆论场中，欧美国家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日报社对境外70家主流英文媒体2月至3月的报道分析显示，93%为涉华疫情报道，12个议题中9个为负面态度。

第二，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是之前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的延续和升级，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冲突在舆论场中的反映。从舆论学来看，“现实的舆论环境是历史的舆论环境的继承和延伸，同时不断影响着各种原有舆论的消失和新舆论的产生”。历史地看，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负面报道中国、制造负面舆论环境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如“东亚病夫”“弱国”“落后”等形象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形成的固有舆论认知。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等舆论认知开始出现。近年来中美经贸冲突所引发的“舆论战”，则是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攻势的最新表现，部分西方政客、精英以及媒体试图通过信息传播对中国施加舆论压力，以配合其在经贸、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的打压。

第三，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和不信任的心理认知状态在国际舆论场中被“唤醒”。透过舆论的表层（即短期的态度、意见和情绪）分析舆论的深层结构（即价值观、信念和文化差异），可以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和社会有关中国的舆论结构总体是带有刻板成见和比较负面的。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全球调查显示，在美国及其他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创纪录高点。在接受调查的14个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澳大利亚增加最多，8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2019上升了24个百分点；在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超过一半的欧洲国家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做得不好，如丹麦为72%、瑞典为65% 。

总的来说，从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看，当前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预计还会持续较长时间，这成为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场的“基本面”。需要指出的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进程中，美国两党政客与美国媒体出于选战目的，关于中国议题的政治性报道、对华舆情会有所差异。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这一局面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总体状况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国际传播面对的挑战与压力很大。

在2020年美国大选进程中，美国两党政客与美国媒体出于选战目的，关于中国议题的政治性报道、对华舆情会有所差异。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这一局面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总体状况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图为2020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参加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的视频画面。 

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形成的原因：三重因素叠加

国际舆论场是多方力量角力的产物，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生成也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第一重因素是竞争性“真相”的干扰。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制造“主观真相”“片面真相”和“人造真相”（比如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命名），这些所谓的竞争性“真相”并不是客观的事实，它们导致了舆论场的扭曲。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后真相政治引发关注，互联网的虚假信息、主观真相以及背后的情感政治，使得事实性的、理性的、对话的舆论变得更加稀缺。早在近100年前，美国舆论学专家沃尔特·李普曼就提醒到，“舆论意见整合的过程就是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的过程……做决定的不是公众，而是掌握着公众舆论的个别人。”例如，2020年5月13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向特朗普提问“为什么您如此频繁地声明美国在测试冠状病毒方面做得‘远胜于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人每天都在丧生，为什么这对您来说是一场全球性竞争？”特朗普首先避重就轻，称“他们在世界各地丧生”，然后突然转移话题“也许这就是你应该问中国的问题。不要问我，问中国这个问题，好吗？”。将具体的事实性话题，转换为抽象的、宏大的话题，并转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是西方政客常用的传播“技巧”。北京大学胡泳教授认为，“后真相政客”因为具有认识论的缺陷而无法认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证据甚至是客观的现实。而没有了事实，新的政治大师就会变成政治化妆师和政治技术专家。2020年8月11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说：“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输掉这次选举，中国将拥有美国”，“你将不得不学会说中文，你会想知道真相的。”这种诉诸道德策略的“妖魔化”被全球知名商业资讯专家赫克托·麦克唐纳称为“主观真相”，即人们会为谁对谁错而斗争，由于这种主观性，所以事实可以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