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璐:美利坚民族性建构与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身份危机
2020年11月11日  |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六期  |  阅读量:4449

摘要: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最典型的想象的共同体”,美国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是在不断建构“他者”、不断反思进而重塑“自我”的动态过程中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因失去意识形态层面的“他者”而陷入“自我”困顿,又因传统价值观的衰落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而引燃了“文化战争”,使美国个体与整个美利坚民族遭遇了身份危机。探究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家身份危机及其引发的学界论战,可以看出美国重构民族性的紧迫性与种种努力,对理解美国国家身份的动态建构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从早期殖民者约翰·温斯罗普发表建立“山巅之城”的布道辞,到建国之父托马斯·杰弗逊写下“人生来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的宣言,再到拯救美国于分裂之水火的亚布拉罕·林肯宣告美国是“世界最后、最佳的希望”,美国一直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格外关注。从历史学家弗莱德里克·特纳用“边疆学说”解释美国民族的塑造,到文学评论家 R.W.刘易斯用“美国的亚当”描述美国相对于欧洲的独特性,再到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用“美国信条”定义美国文化的内核,美国学界反复论证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美利坚民族性。正如美国研究鼻祖佩里·米勒所言:“美国人的身份并非继承而来,而是一种自我实现。” ① 美利坚民族性与国家身份也始终处在“过去与现在”的交锋和协商中,是一个不断“建构—反思—再建构”的动态过程。广义而言,动态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之一。

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绝对君主制瓦解的背景下,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自治的人们为反对教会和王权的专制统治而形成的新型国家形态。英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波拉德在研究欧洲社会发展史时曾总结出四种典型的国家形态,即古代高度同质化的城邦国家、中世纪依靠宗教力量凝结的教会国家、欧洲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王朝国家。②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三种国家形态不同的是,民族国家不仅是拥有主权、人口、领土等明确法律标识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更是一种由民族主义意识建构的、凝聚了共同价值理念的文化共同体。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研究民族主义与国家起源的经典著作中曾提出,民族国家可以视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即“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③ 。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性,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元族裔国家,它的存续主要依靠其全体公民在政治信仰、伦理等不同层面的集体想象。然而,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以及重要历史事件都会挑战甚至颠覆曾经的“共识”,此时,为了避免共同体的瓦解,反思、修正,进而达成新的“共识”就成了民族国家亟待完成的任务。

作为“最典型的想象的共同体”,美国时常通过“言说危险,具化差异和塑造他者”来确立国家身份, ① 也就是说,美利坚民族性不仅有赖于美国人本身的想象与共识,而且得益于对“他者”的不断寻找,而当“他者”的遁形使美国的立场与使命不再明确,美国的国家身份危机便随之到来,这在后冷战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他者”想象与“自我”认知

意大利学者安娜·特里安达菲里多曾指出:“国家身份的存在本身预设了‘他者’、其他国家和其他个人的存在,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一共同体,我们必须与他们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国家意识既包括共性意识,也包括差异性意识……国家身份本身是无意义的,而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 ②而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有意义的他者”也随之更换,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扯到对‘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 ③ 可以说,“他者”想象和“自我”认知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和过程,两者共同决定了民族国家的身份界定。

美国“自我”的认知更是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对“他者”的想象。由逃离英国主流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构成的早期殖民者,为北美的“蛮荒之地”冠以“新迦南”的头衔,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他们则肩负着打造“山巅之城”的使命。一段充满了宗教避难悲情的“出埃及记”化身成一部“新世界”的诞生记,使美国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之前就拥有了共同体“想象”的根基。所谓“新世界”是相对于欧洲“旧世界”而言的,因此,欧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他者”,帮助美国奠定了最原初的民族特质。按照刘易斯的观点,美利坚民族可视为“伊甸园中的亚当”,它是“第一个亚当在旧世界饱受摧残后,上帝赐予人类的第二次机会” ④ ,因此,“美国的亚当”凭借其纯真品性与自由气质而被寄予了开拓新世界的厚望。到了18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专制的、等级制的、愚昧和堕落的欧洲成了13个殖民地极力驳斥的“他者”,与此相对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和理性则是美国定义“自我”的主要标识。例如,在美国建国的重要文献《常识》中,托马斯·潘恩曾描述英国为“暴政”和“奴役”盛行的国度,是“自由遭到驱逐的地方”,是新大陆“目前和将来最大的敌人” ⑤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评述:“在美国,直到20世纪初,‘美洲的’和‘欧洲的’与其说是两个严格的地理名词,不如说是两个逻辑上截然相反的对立物。” ⑥ 旧世界这个“他者”确立了新世界诞生的合法性,宗主国这个“他者”更成就了美利坚的民族独立,并进一步明确了其立国的思想根基。

当以杰弗逊为代表的共和主义理念与早期的宗教天命思想相融合,独立革命成功后的美国将树立“榜样”的目标逐渐拓展成为“拯救”世界的理想。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土地的需求不断扩大,对海外市场的野心不断膨胀,同时,由于法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民主革命的失败,美国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主”的避难所,由此,美国在北美大陆扩张的欲望和拯救“旧世界”于水火的情怀无疑得到了加强。用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话来说,美国不仅是“世界的拓荒者、先遣队”,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弥赛亚”,它的使命不仅 “要 对 美洲行 善,而 且 还 要 解 救 整 个 世界” ⑦ 。美国政治专栏记者约 翰 · 奥沙利文曾于1839 年撰文宣称:“我们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开端,它将建立和推进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我们是进步的、享有个人自由和普遍公民权的民族……是一个使人类不断进步的民族。” ⑧1845年,奥沙利文进一步明 确 提 出了 “天定 命运论”,之后诸多学者纷纷撰文,从政治制度的优越、自然权利的不可剥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等方面为美国在北美的扩张正名。到了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美国的“天命”思维和“救世”理念进一步拓展到世界范围和全人类。时任总统威尔逊在1917年发表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号召美国人成为“世界性公民”,而不再仅仅是“狭隘的地方性公民”,因为倘若能把美国原则推广到“整个人类”,“我们就会更像美国” ① 。 1941年,美国《时代周刊》出版人亨利·鲁斯提出20世纪是“美国世纪”的说法,以此对应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大英帝国,并详细阐释了美国的独特价值:美国不仅继承了正义、真理、博爱等西方文明的所有伟大思想,而且还拥有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美国人独有的品格,因此,“美国是扩展事业的能量中心,是人类技术的训练中心,是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是自由和正义理想的动力工厂” ② 。如果说对“他者”的想象奠定了美国的“自我”认知,那么,改造“他者”进而成为领袖国家与救世主民族也逐渐成为美国的集体无意识。

二战以后,作为共产主义阵营核心的苏联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与美国形成对抗,美苏冷战由此展开,苏联也成了美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他者”。一如当年对欧洲堕落腐朽的描绘,美国将苏联定义为专制的、独裁的“邪恶帝国” ③ ,并将其采取的通过军事对峙、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制裁等全面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标榜为“树立典范”和“拯救世界”。在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的杜鲁门宣言中,杜鲁门明确区分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极权政府,因此,支持向正在遭受共产党攻击的希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实际上代表了美国对“专制统治”的宣战,象征着美国对“自由民主”的捍卫。

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托德·吉特林所言,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是“一支拔河队伍,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手的反向力而团结在一起” ④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苏联的解体让美国“自我”陷入怎样的焦虑。按照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中的阐述,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作为人类政府的普遍化”,然而,“历史的终结也将是一个极为悲伤的时代。为取得认可而战斗、为一个纯粹而抽象的信念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激发的胆识、勇气、想象和理想主义都将被经济计算、无穷无尽的技术问题、环境忧虑和满足繁复的消费欲望所代替” ⑤ 。然而,不仅如此,国际安全领域专家詹姆斯·德尔·德瑞恩曾指出:“毫无疑问的是,冷战的结束仅仅是个开始:在历史的尽头会出现成千个新的(威胁美国安全的)‘他者’。” ⑥ 换句话说,冷战的结束仅仅为美国消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外患”,却并未减轻它的“内忧”。事实上,在一些美国研究学者看来,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共产主义威胁有“过度阐释”之嫌,使“苏联超越了现实政治的范畴而演化为了超现实的异类”,因此“美国从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中折射出的自我认知也是虚幻的” ⑦ 。换句话说,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一心专注于对苏联“他者”的遏制,反倒忽视了“自我”的内部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在后冷战时代愈来愈显性化。

二、个体危机与文化战争

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使美国拥有了一致对外的凝聚力,但针对“邪恶他者”所定义的“正义自我”主要运用于国家政治理念和外交战略。而就个体的美国人而言,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消费社会的日益繁盛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价值观的式微、享乐主义文化蔓延无不使个人陷入自我迷失甚至自我分裂的状态,进而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其1950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美国性格演变的研究》中指出,过去美国人通常借助家庭和宗教代代相传其价值观以及个人用自律塑造自我,如今,“他人导向”的从众主义业已取代了“自我导向”的个人主义成为新的美国性格。在同一时期的另一部社会学著作《白领:美国中产阶级》中,作者C.W.米尔斯详细阐述了当代美国市场经济催生出的“新中产阶级”,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被市场交易原则绑架而成为丧失个人主体性、缺乏自立进取精神的“小人物”。同为研究美国新社会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畅销书,美国记者威廉· H.怀特所著的《组织人》则剖析了官僚资本运作和管理体系对美国人心态的影响,从众的集体主义思维严重损害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个人主义精神。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研究方法和视角不尽相同,但三部作品不约而同地指出当代美国人正面临丧失“自我”的危机,可以说,尽管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彻底摆脱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阴霾,但加速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却禁锢了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也威胁着长期以来以个人主义著称的美利坚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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