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前不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新著《黄河与中华文明》出版，长江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葛先生。

黄河如此塑造了中国文明

几代中国学人追寻黄河

黄河、黄土、黄皮肤，生生不息。

一个伟大的文明，在黄土地上诞生，由黄河哺育；大禹治水，与黄河的斗争和共处，让这个文明拥有了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生长模式和性格气质，其影响一直绵延到5000年后乃至更久远。但是黄河也是历史上变迁最频繁、水患最严重的一条河流，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河渠志均以记述黄河变迁为主，治理黄河成了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

这就不难理解，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复杂关系这一课题，对历代中国史地学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196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谭其骧教授发表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否定了传统说法，对黄河历史上为何有过“八百年安流”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形式决定了下游的安危，东汉以后游牧民族南进、农业民族退缩，导致农耕减少、畜牧增加，于是水土保持较好，使下游的洪水和泥沙减少，于是“安流”；反之，当农耕面积扩大，当地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就会导致下游泥沙越来越多，河床越来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黄河泛滥改道的祸害也就越来越严重。

把中游和下游联系起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退耕还林，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国家的决策；但在当时，此说是新知，此文引起了不少争议。

这一年，葛剑雄17岁。1978年，他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之后成了谭其骧先生的助手。1990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滔滔黄河》，他在书的结尾写道：“黄河万古流，黄河的儿女将不断创建新的文明。”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75岁的葛剑雄始终记得老师那句话，“我应该超越清朝那些做历史地理的学者，比如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今年，他写出了《黄河与中华文明》。

从大河“间距”探讨文明产生原因

葛剑雄在这本书中开门见山——

河流是人类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大河流不一定会孕育出大文明。

亚马孙河流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7条长江，但在世界文明史上，亚马孙河并没有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长河之中，只有尼罗河、长江、黄河孕育了文明。

河流能否孕育出文明，除了必要的水量，还需要其他因素配合。

气候。在尚未能用人工手段保暖、防寒、去湿时，只有温带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

地形地貌。流经沙漠、岩溶地貌、过于茂密的丛林、崎岖险峻的山区的河流或河段，一般也不会被早期人类选择。

还有土地。沙漠、黏性土壤、盐碱土壤、贫瘠土壤都无法为早期人类所开发利用。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高大茂密的植被无法清除，它们所占据的土地也不能被用作农耕。黄河中下游流经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地势平坦，连成一片，在四五千年前时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是最适宜的农业区。

一条大河与其他大河、其他文明区的距离。如果与另一条大河的距离较近，中间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就便于两个流域之间的来往、交流和互补，也可能引起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和冲突。黄河和长江是地球上靠得最近的两条大河，幸运的是，两个流域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大多数年代都处于同一个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完整拥有两条大河的国家。

用史实读懂“母亲河”

一个人类群体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形成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在秦汉统一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以其“天下之中”的核心地位形成华夏文化圈中公认的“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