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在媒体的挖掘和传播中被不断补充完整，这整个过程支撑起真相，真实是一个开放系统，随着新事实的出现、我们对真相的理解不断的调整，实现认知的进化。

被新冠肺炎疫情隔离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在美国休斯顿养了十几只静悄悄的蜥蜴。

本以为这是另一个寻常的寒假，张力奋按惯例结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期的工作，启程去美国写作，几天后疫情突然暴发，武汉宣布封城。密切关注新闻的张力奋，和很多人一样，只看懂了开头，没料中结尾，眼看疫情的“上半场”在中国逐渐平息，身后的美国又一头闯进了下半场。

“整场”陪伴张力奋的，是这十几只蜥蜴，当自己被隔离在家，往日平淡的生活被打破，静静地观察它们，成了张力奋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张力奋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是留校任教，后来赴英留学，获传播学博士之后回到业界，在BBC、英国金融时报从事新闻工作逾20年。2016年，他应邀作为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回母校执教。

“隔离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但也不都是坏事。一是可以换一双眼晴看世界、看自己，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突然放大，有了新意与灵感。同时也让我们有机会做几件一直没做成的事。比如，养几只小动物，系统观察它们，补一补生物学。感谢这次隔离，我实现了。”

舆情伴着疫情一波波汹涌而来，这位待在家里的“新闻研究者”却有了更为沉静的思考，事实、真相、原点……简单概念的重要性，在普遍焦虑的风险中，醒目地凸显出来，预示着传播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图景。

01 海量信息的“供需失衡”

“有时候，蜥蜴们在宠物笼里隔得很远。它们只吃活的小昆虫，如蟋蟀、面包虫。当你悄悄把蟋蟀放进去，其中一只蜥蜴发现了它。过了一会儿，其他的都会围过来，为什么它们只吃会动的东西？它们之间是怎么沟通信息的？它们有组织吗？我至少见证一次，两个蜥蜴似乎在合作攀爬光滑的垂直表面。”张力奋说。人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互相联系更为密切的生物，信息流转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他看来，从媒体角度看，这次疫情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是生活状态的逆势改变，历史上重大疫病下往往如此。另一方面是新传播技术条件下，生产的海量信息。特别在当下社交媒体的蛮荒时期，这是新现象。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信息传播供需失衡的加剧或错位。我们可以知道无穷量的信息，但我们常常不了解最重要的基本事实，这是基础事实的稀缺性。

在严格疫情防控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安全的，但隔离把物理世界突然变得很小，小到人们都要每天24小时共处，回归家庭的小空间里，同时也将感受、情绪高度放大、关注力转移、汇聚成集中暴发的共同体验。隔离，意味着人们的社会化程度降至低点，人们比平时更迫切地需要知道外界的信息和变化，来寻求生存心态的稳定。人在极端情景下对信息的强烈需求，可以是一种生理反应。

其实在疫情之前，焦虑也已成为现代人机制化的新常态，它随着社交媒体的演进被凸显出来，手机几乎成了人类的延伸肢体，即时、海量的信息不断冲撞着人们的感官和思维，几乎成了主宰力量。在这样的境况下，一个普通个体想要抵挡信息的裹挟更加困难，信息的筛选与核实变得非常重要，人们高度依赖权威的信息源，这也是媒体的价值与职责所在。过去几个月来，张力奋也暗暗给自己熟知的媒体环境做着评估，第一财经、财新、财经、澎湃、《三联生活周刊》等一批媒体的表现可称得上能担当得起媒体的招牌。

“特别是前期，这些媒体的一系列试图追根溯源的报道非常引人注目，建立起基本事实的模型，这非常重要。在这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所熟知的5个W，新闻最基本的要素：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基本事实至关重要。”张力奋说。

虽有海量信息，事实的稀缺性却更为加剧了。不仅有谣言和段子趁虚而入，也有两个意外的收获：一个是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生们脱颖而出，成为新的明星，他们通过媒体和平台不断发声，安抚人们的情绪。

另一方面，关于诸多普通民众记录武汉生活的民间文本，在张力奋看来，人在非常时刻记录自己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基本权利，是对媒体不足甚至缺位的“救赎”。随着武汉封城的持续和疫情防控的推进，受众需要获知更多人的信息、境况，这些记录便成了了公共书写的一部分。疫情中，众多普通人的日常记录也成了爆款，比如年轻小伙“蜘蛛猴面包”，用视频记录着武汉封城之后的日子，这位曾经只有几千人关注的微博博主，短时间里聚起500多万的粉丝，一段视频的点击量就达到几千万的级别。

“此次疫情是回溯新闻为何物、研究媒体技术演进，以及大众新闻启蒙的最好契机，”张力奋说，“我们在经历灾难时，会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和世界的脆弱性，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如何在新技术颠覆的趋势中回归最本体的问题，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真新闻的供应是基本前提之一。”

02 真实的反转

蜥蜴也有秘密。

张力奋很好奇，蜥蜴蜕下的皮总是消失不见，他查过资料，蜕皮过程只需要一天，但他在缸里遍寻不到蜕变的遗迹，为此他困惑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在例常的观摩时间，拍到了事实，原来是蜥蜴自己吃掉了。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说清了“真实”与“证据” 的含义。相伴舆情出现的，经常是一次次的反转。张力奋说，记者对事实负责。当事实出现反转时，人们的判断和认知也随之调整。比如疫情发生前期，到底是不是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出现过很多波折。

在张力奋看来，反转不止是基本事实被推翻了，从而简单得出另一个结论。从时间跨度看，它是一种基于证据的思维方式。事实在媒体传播中不断补充完整，整个过程支撑起真相的调查与斟别过程。它是个开放系统，随着新的证据出现、不断的否定和调整，实现认知的进化。

“只有事实本身发生了改变，所谓真相的反转才会成立，这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媒体，源源不断地报道和输出符合事实的信息。用户虽享受海量信息，但在整个信息链，仍是体态庞大的弱势群体。”张力奋说。

张力奋对中西方的媒体生态都了解。欧美媒体乐于报道负面新闻或坏消息。疫情当前，仍然如此。中国媒体对欧美疫情失控的严厉批评，使用的证据恰恰是欧美媒体递来的“刀子”，即报道的坏信息。不同的事实之间有竞争，可以更好地接近真相。

关注事实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围绕互联网时代媒体甄别事实的硬需求，欧美很多地区出现了提供服务的专业商业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判断一张照片、一段音频和视频的真伪。

张力奋认为，事实反转太多，是国内传媒界境的重大缺陷。间接地伤害市场、社会秩序，甚至造成群体间的“撕裂”。“这些反转提醒我们，媒体人认定和报道事实的专业素质多么重要。重大公共危机，是检测媒体权威性最重要的契机。”张力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