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自2013年出版至今已有七个年头，尽管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整体走势依然脉络清晰，阎学通教授对中印关系作出的基本判断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多次会晤达成的很多重要共识那样，中印不要“龙象相争”，而应“龙象共舞”，“1加1不是等于2，而是等于11”等。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双方合作大于分歧，共同利益大于矛盾，要管控好分歧，尤其不能让分歧上升为冲突。中国和印度都是具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两国比邻而居，彼此互补性很强。中印也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理应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为新兴经济体营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印两国，尤其是印度方面应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两国人口规模又是同一级别，两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似水平，1980年两国的人均GDP仅一美元之差。20世纪80年代，中国战略界人士曾担心，如果印度经济发展速度大于中国，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构成冲击。

这种担心于90年代中期消失了，如今，国际社会不仅已无人认为印度有可能在未来十年赶上中国，而且普遍认为中印两国的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不仅是程度上的，而且将是性质上的。到2023年，中印的实力差别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等多种领域。

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目前，印度经济的总体水平落后于中国8年。按照汇率计算，2012年印度经济总量为1.8万亿美元，不到中国的1/4。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2年印度人均GDP为3 620美元，每千人拥有12辆小汽车，相当于中国2004年的水平。印度仍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有4.45亿，占印度人口总数的1/3。

（数据来源：联合国，单位：美元，图片来自网络）

虽然印度的民主程度高于美国，但它的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印度严格控制外国企业进入印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许可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企业家开设工厂、建设生产线和引进技术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由于每个环节都需要政府审批，于是形成了一个发放许可的官僚社会网络。对于外国企业来讲，要打通这样的网络是极其困难的。无论是进入印度市场还是进入之后扩大生产规模，想获得许可都非常困难。例如，麦当劳在印度就不能自主决定在什么地区开设分店和开设多少家分店。印度的大学很少给外籍教师终身教职。1991年时任总理的纳拉辛哈·拉奥对许可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给外资进入印度提供了一些便利，这是印度1991~2011年GDP年均增长6.5%的主要原因。然而，印度许可制度的改革并不彻底，仍然保留了许多控制，外资在印度遇到的行政管制远远多于中国。如果以印度的外资管理政策为标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简直可以说是毫无限制。

目前，印度在税收和购买土地方面仍然采取十分严格和复杂的政策，外企在这两方面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否则就别想扩大生产规模。在印度，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时间大约是中国的两倍。例如，中国建一个发电站需要5~6年的时间，印度则需要10~12年。中印两国不同的外资开放政策的结果是，2011年中国引入的外资为1 240亿美元，印度只引进320亿美元，约为中国的1/4。

印度政府知道，进一步改革现有外资管理政策是保持印度经济长期高增长的必要措施，但是政府却在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上遇到了强大的政治阻力，而这种阻力正是来源于印度特有的民主体制。印度是以地主分权制为基础的社会，宗教信仰、种姓制度、部落与非部落的区别、内部许可制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封建长老会制度等造成了数以千计的独立政治力量。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是激烈的利益争夺，印度的政党数量众多，各政党的意见难以在国会达成一致。2010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试图推行新的改革，向外资开放零售业务，这个改革措施遭到了议员们和小商贩们的强烈反对。成千上万的小商贩们认为，让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外国超市进入印度将会夺走他们的饭碗。在国会议员与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政府只好退让，放弃改革计划。印度2012年经济增长率低于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以往经济开放政策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如果不进一步开放市场，印度经济将难有持续的高增长。

虽然辛格政府并没有放弃进一步开放的努力，但实现计划的可能性却不大。印度政府在2012年下半年重新启动对外开放政策的改革方案，尝试对外资开放零售业、航空业和保险业。然而，政府的这一系列设想却难以得到国会的批准。2014年是印度的大选年，2013年自然成为政党斗争最为激烈的年份。这一年，政治选举的重要性将超过经济改革，议员们只会从政治选举角度决定政策取向，而不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决定。印度政府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进改革，其成功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提高社会福利的政治需要也会成为印度进一步开放的障碍。在前总理拉奥的支持下，现总理辛格走了一条所谓“先增长后分配”的道路，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个政策取得的经济高增长是建立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的，没有广大的贫困劳动力作为被剥削的对象，印度难以迅速积累财富。

未来十年，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将需要靠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的支持才能推行下去。然而，索尼娅·甘地重新开始注重平民主义了，她希望在印度现有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福利国家。在印度这样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一个贫困人口巨大的社会，注重社会福利的政策必然会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但这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辛格今年已经82岁了，其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经无法支撑他进行困难重重的体制改革。皮尤公司进行的世界民情调查显示，2012年对于国家管理感到满意的印度人从2011年的51%下降至38%。广大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主体制下政党政策的对立、索尼娅·甘地对福利社会的向往以及辛格的高龄，这四者加在一起，意味着印度进一步大幅改革经济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小。

未来十年，无论辛格是否继续主政，印度的决策者都得在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福利之间挣扎。印度采取的是优先发展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战略。在执行这个战略的同时，印度政府并没有给实体工业和基础设施以相同的重视。未来十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将面临实体工业不强和基础设施满足不了需求的问题。这需要政府把更多的财政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业项目上。与此同时，印度已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可避免地使要求提高社会福利的呼声越来越高。印度在国际上的“清廉指数”排在第95位，在赞比亚之后。反对两极分化的社会舆论呼声越高，要求提高下层民众社会福利的合法性就越强。未来十年，印度政府将面临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争夺财政开支的困境。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无法大力推动改革，而改革力度不够就无法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