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复工，很多地方工人不许出来，甚至连村子都不许出，法律根据到底是什么？更荒唐的是，某地方政府说要进入”战时状态”。宪法规定，只有全国人大授权后，国家首脑才可以宣布战时状态。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遵照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管出台什么规定，都必须明确法律根据，不能无视或践踏法律。即使是紧急状态，也不能越权行事。

马国川：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又要应对紧急情况，怎么办？

葛剑雄：其实，我们本来有充足的法律资源，但是有的没有运用，有的被滥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即使没有相关法律，要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地方人大也可以根据授权临时制订地方法规，时间上完全赶得上来。根据国家的法律，省级人大可以制订地方法规。比如说，在“封城”前，湖北省人大可以立即通过一个“紧急条例”。

1月28号晚上，我就通过有关部门提了几条建议，其有一条是应该充分利用法律资源，地方人大授权进入紧急状态，然后依法征用物资车辆等社会资源，取消或限制公民的某些自由。

马国川：这次抗疫过程中就能看出来，有很多官员缺乏法治精神，只想听上级明确指令，而不是根据现有法律积极行动，保士安民。

葛剑雄：疫情结束后，应该研究法治怎么发挥作用。一方面对现在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法治评估，违反法律的应该追责。另一方面要弥补法律的漏洞，完善具体的条例细则，明确处理类似公共卫生危机的法律规定。

马国川：新病毒肺炎本身就是非常专业的科学问题，科学家的角色非常重要。

葛剑雄：一方面，决策者要尊重科学家的专业意见；另一面，科学家也要尽职尽责。如果在病例充分提供情况下，专家组做出了误判，当然也要承担责任。

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一个成员抱怨说，在武汉根本病例都看不到，数据都没有,让他怎么判断？当时湖北省卫健委官员反问，难道怀疑我在隐瞒吗？为什么不能怀疑你呢？这次事后一定要依法追究,，到底是哪一级、是谁在隐瞒？要公布决策全过程，该追究法责任的，一定要追究法律责任。

马国川：有人辩解说，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专业的科学知识不懂，官员也很难做出正确决策。

葛剑雄：不需要懂得很多专业知识，要有科学常识和基本逻辑，只要接受正确的信息，就能够做出基本判断，可以进行决策。对一般公民来讲，把义务制教育阶段的课程学好，基本的科学概念就应该有了。我们讲的科学实际是基本的科学素养、科学观念，因此只要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许多人连中学的科学知识都没有，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任务。

中国是有光明前途的

马国川：每次灾难，成语“多难兴邦”都会被引用。在您看来，应该怎么正确理解“多难兴邦”？

葛剑雄：“多难兴邦”并不是说，多难一定能够兴邦。多难未必兴邦，多难丧邦的例子有的是。要兴邦，首先要克难，同时吸取教训。哪些“难”是灾，怎么防范？哪些“难”是人祸，怎么避免？只有吸取了教训，才能够兴邦。现在有的人心理扭曲，反过来把灾难当喜事办，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这3000名多死者？

马国川：如果不总结教训，将来还会在同样地方摔倒。

葛剑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例如，在抗疫期间发生的次生灾害有多大？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其他病人有多少？将来都应该实事求是地调查清楚。又比如说，对中医中药的作用要客观认识。即使有客观效果，也要从科学上讲清楚。何况这中间还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团和各种部门利益，各种花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这次公共卫生事件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开透明，这也是“兴邦”的应有之义。

另外，民间种种议论不可怕，网络舆论也不可怕，关键在于主流怎么引导。在信息社会，瞒也瞒不了，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告诉大众，不能只是鼓动虚幻的、情绪化的东西。很多理性的事媒体不报道，一些非理性的事却被放任自流。比如，现在网上那些公然对美国、日本等国家造谣的行为，不应该被制止吗？它们都是在损害中国的"软实力”。

马国川：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如何提高"软实力”非常重要。

葛剑雄：我曾经询问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教授。他解释说，软实力必须要自己认真去实践，只有带头做，才具有说服力。中央提出的很多很好的概念，我们做了没有？

例如，我们要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才能提高我们的“软实力”,才能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推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进展，从利益共同体逐步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假如不是这样，而是默认或放任各种“阴谋论”，或对其他国家造谣，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马国川：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影响深远，许多人都在思考中国的未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

葛剑雄：我对未来谨慎乐观。简单一句话，形势比人虽。个人也好，群体也好，在灾害面前人人平等，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顺应规律，我们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来取得光明前途；如果不顺应规律，最后前途还是光明的，不过花的代价要大一些。

在改革开放之前，当年很多人都对未来没有信心，但是现在中国的进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梦想。即使20年前，谁能够想到中国会有今天？从这一点讲，我希望大家都要有信心。

我坚信，中国是有光明前途的，关键是我们在争取光明末来的过程中，时间上不要花那么长，代价上要少交一点学费。

（葛剑雄，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